章学诚对“道”的阐述，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历史的性质。他反对学者仅仅局限于通过《六经》明“道”的偏见，力倡“以史明道”的观念，对“道”的认识达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传统史学功用的理论。

首先，章学诚超越了历代儒家仅仅从《六经》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经》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3]（《原道上》）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是说“道”是随着事物的产生、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类社会中仁义忠孝、礼乐刑政之“道”，也是随着人类的形成、繁衍以及社会分工的出现而逐步形成，表现出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随后，章学诚又探讨了“道”的含义：“《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3]（《原道上》）他在这里彻底揭开了历代儒家编织的所谓圣人之“道”的神秘面纱，把“道”看成是宇宙万事万物自身存在的东西，对其内涵作了唯物的解释。他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承认“道”是物质背后起作用的内在规律或法则，世间的万事万物是“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解释已经非常接近了对真理的科学认识。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所以三代以前之人皆于一阴一阳之迹而见“道”，也就是在事物自然发展过程中求“道”。章学诚说：“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会之“道”皆合于人伦日用，以明治教之极。“道”亦无定名，更不属于某家私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后世儒家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以贯之之“道”，更没有圣人以《六经》为后世垂法的事情。

其次，章学诚认为依据《六经》只能考察三代社会之“道”。春秋战国之际，学在官府地位被突破，开始出现私家治学局面。诸子百家为阐扬自己的学说，纷纷揭明治学宗旨，“道”始因人而定名。儒家为宣扬自己的学说，与诸子百家相抗衡，标榜自己继承了尧、舜以来的道统，而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章学诚指出：“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于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3]（《原道中》）三代“道”寓于“器”，所以“道”不虚悬，而皆有实指。“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没有私为某家之“道”。后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据，则“道”无定体，虚悬不实。章学诚说：“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悦周公、仲尼之道。盖因有他道，而始别其名也。如曰许子之道，墨者以薄为其道。诚如韩子所谓道其所道是也。”[4]（《杂说》）因此，学者聚讼纷纭，为标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结果推求过深，反而把原本简单的问题搞得支离破碎，莫衷一是。章学诚认为：“君子学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见为卑者扩而高之，见为浅者凿而深之，见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为道也。”[4]（《礼教》）后世距离上古三代日远，要探究其社会发展进程及其法则，只能从历史事实中考究，而不能主观穿凿附会求“道”。他说：“学术当然，皆下学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达之道也。器拘于迹，而不能相通，惟道无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阐明正确的途径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载三代社会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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