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章学诚突出强调根据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探究历史演变之“道”。他认识到仅仅提倡以《六经》明“道”具有无法克服的缺陷，因为《六经》既可为明“道”之资，亦可为晦“道”之具，这取决于学者对“道”的体认。章学诚说：“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3]（《说林》）所谓不善治《六经》、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学末流“舍器而言道”与清代朴学末流“即器而忘道”两种情况。更主要的是，既然《六经》所包只是三代社会历史之“道”，那么欲明秦汉以后历史发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于《六经》。然而宋明理学家认为《六经》所载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会有盛衰，可是天理却永恒不变。这种见解显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故而缺乏说服力。清代朴学家则只对上古三代历史感兴趣，而不关心后世社会历史发展法则。可见主张以《六经》明“道”具有较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释秦汉以下中国历史的进程。章学诚对这个问题具有明确认识：“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3]（《原道下》）这就清楚地说明，后世历史的发展以及所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六经》无法包括的，显然不能从《六经》里去探讨，而只能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来说明。章学诚明确指出：“史家书志之原，本于《官礼》。……夫一朝制度，经纬天人，莫不具于载籍，守于官司。故建官制典，决非私意可以创造，历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渊源，溯而上之，可见先王不得已而制作之心，初非勉强，所谓道之大源出于天也。”[4]（《礼教》）章学诚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张，从根本上弥补了前人的缺陷，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他说：“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而非所以明其学也。经师传授，史学世家，亦必因其资之所习近，而勉其力之所能为，殚毕生之精力而成书，于道必有当矣。”[4]（《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由历代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经》又是记录先王典章制度的史书，所以由史可以明“道”。章学诚自称：“小子不避狂简，妄谓史学不明，经师即伏、孔、贾、郑，只是得半之道。”[4]（《上朱中堂世叔》）因为经学如果没有史学作基础，很容易流入空洞虚无，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误区；或者流为支离解经，陷入烦琐考据的误区。章学诚说：“向病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过，不免推而远之。……无怪前人诋文史之儒不足与议于道矣。余仅能议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议文史而自拒文史于道外，则文史亦不成其为文史矣。”[4]（《姑孰夏课甲编小引》）所以，他明确指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也。”[3]（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可见章学诚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对前人轻视史学的矫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门户之见的学者那样，试图以史学取代经学，认为舍史无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异己的循环怪圈。他明确指出：“古人之于经史，何尝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轻孰重哉？……《通义》所争，但求古人大体，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4]（《上朱中堂世叔》）强调了史学与经学一样，都具有明“道”以经世致用的性质。这样史学就进一步摆脱了依附于经学的地位，真正达到了自觉程度，可以与经学并驾齐驱，真正实现了自司马迁以来历代史家追求史学“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四

综上所述，可见章学诚关于“以史明道”观念乃是要全面扭转“文以载道”、“义理明道”和“训诂明道”各标独得、互争门户的不良学术风气，主张全面揭示社会历史演变之“道”和学术文化发展之“道”。章学诚极力反对治学存在门户之见，认为“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3]（《浙东学术》）他在《文史通义》中撰《原道》三篇，时人不明宗旨，皆不以为然。邵晋涵描绘当时的情况说：“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依书相规诫者。”[3]（《原道下》）章学诚自己解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