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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章学诚的“以史明道”观念

时间:2009-7-24 13:46:08  来源:不详
历代名物度数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种正本清源的举措。他说:“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故道不可以空诠,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3](《史释》)既然三代时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么通过训诂三代名物度数,考订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当然就是非常恰当的途径。章学诚评价戴震的学术,迥然超出同时代人的见解之上,并非仅仅简单地把他视作考据学者,认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诸篇空说义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绩,同时也指出了这种主张的偏颇之处。他说:“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竟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4](《书朱陆篇后》)他指出清儒出于门户之见而宣称不通训诂则无以明“道”,又从正确走向了错误,在学理上解释不通,因为学者研究音韵训诂只不过是学术的一个分支,而不是全部学术,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韵训诂之外还有其他明“道”途径。他说:“近日言学问者,戴东原氏实为之最,以其实有见于古人大体,非徒矜考订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过者。……马、班之史,韩、柳之文,其与于道,犹马、郑之训诂,贾、孔之疏义也,戴氏则谓彼皆艺而非道,此犹资舟楫以入都,而谓陆程非京路也。”[4](《又与正甫论文》)章学诚批评某些人认为训诂考订可以穷尽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今之学者,以谓天下之道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辨别音训之当否,如斯而已矣。是何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以谓可尽哉!”[3](《答客问下》)这种错误尽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学空言义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质上却没有本质区别,都达不到对各种事物、学术乃至社会的正确认识。章学诚说:“道之不明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辨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3](《答客问上》)章学诚由此进一步批评说:“近日学者多以考订为功,考订诚学问之要务,然于义理不甚求精,文辞置而不讲,天质有优有劣,所成不能无偏可也。纷趋风气,相与贬义理而薄文辞,是知徇一时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于道。”[4](《与朱少白论文》)章学诚特别反对学者治学存在门户相争,指出这种态度无法求“道”。他说:“学者之于术业,不难于辨异,而难于辨同中之异。……惟同此术业,而同中有其殊异,为己身所未历,于此而能深信异之不害于同,斯可以见道矣。盖登泰山绝顶,则知千万途径之所通也。登者止择一径,而以他径谓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学术之封己,往往似之。”[4](《与周次列举人论刻先集》)乾嘉朴学末流学者对主流学者的主张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不能有创建丰富学术发展,又互争门户而加重了学术积弊,不但达不到对“道”的正确认识,而且治学故步自封,逐渐陷入僵化衰落的境地。

 

 

在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上,不论是“文以载道”,还是“义理明道”,抑或是“训诂明道”,开始倡导其学术观念者都是针对学术中存在的积弊有为而发,对丰富“道”的内涵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社会上追随风气而骛于功名的末流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种学术思潮的偏颇,最后走向了反面,与开创学术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驰,结果阻断了探索“道”的正确路径,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学诚指出:“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学下》)由此可见,章学诚并非仅仅针对清代朴学“训诂明道”的局限和偏狭提出批评,而是全面考察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抨击历代学者各自尊崇辞章、考订、义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轩轾攻击的错误做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张。他说:“所谓学者,果何物哉?学于道也。道混沌而难分,故须义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难凭,故须名数以质之;道隐晦而难宣,故须文辞以达之,三者不可有偏废也。义理必须探索,名数必须考订,文辞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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