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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年的读书治经，是这一经学观的逐步深化和具体展开的过程，《汉儒通义》的编纂和《东塾读书记》的撰写都贯穿着这一经学观。
1850年陈澧写信给徐灏说：“近得王白田《朱子年谱》，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亦欲付玉生刻之。澧于此书，微有所得，不敢告人，但可为老弟道之耳……吾两人读书皆同，惟宋儒书弟未读。此不可少，又不宜再迟，盍及今读之。百年以来，专门汉学者多不读此，亭林、百诗则熟读之矣。”徐灏与陈澧同龄，精研训诂小学、乐律和算学，和陈澧的为学兴趣相仿。此前陈澧与徐灏的来往书信中，多谈及训诂小学方面，从未劝他读宋儒书。可见从1850年起陈澧对朱子学有了重要体悟，故而劝徐灏必读宋儒著作。信中举顾炎武和阎若璩的治学为例，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陈澧摆脱了乾嘉学术的束缚，能从今至古，由近及远地考察经学源流正变。超越闻见之知，突破时代的学术风气，这是陈澧最终成为通儒而非专门家的重要原因。第二，清初汉学下开乾嘉考据思潮，但与乾嘉学者不同的是，他们面临着“走出理学”这一课题。顾炎武尊崇程朱理学，兼融汉宋；阎若璩虽崇汉抑宋，但对程朱理学也未轻易贬损。顾、阎对理学的态度固然有不同，但他们都熟读朱子书。陈澧指出这一点，说明他的汉宋藩篱趋于消解。
王懋竑的《朱子年谱》对陈澧的经学观有怎样的影响，分析他写给徐灏的另一封信，可以约略得到答案：“来示云，百余年后，士不复区分汉宋，到此自是胜境，其流弊则有浅尝之病，过此以往，又不知作何补救之法。澧则谓此病已见，不待百余年后矣……夫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学一段功夫。我辈既无势力以振之，又不尚声华标榜，惟有著书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以教学者，使其易人，或学者渐多，有可望也。以朱子之覃精著述，博极群书，而末流之弊，至入于空疏固陋，岂非欠小学工夫之故。朱子本重道问学，而后儒学之，反成偏重尊德性矣。近儒号为明小学，然其书岂学僮所能读?则虽谓之欠小学工夫可也。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此其所以易衰歇也……如能补小学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四科……德行、文学，即宋学、汉学两派也。此两派者，其末流之弊，皆人于无用。然使四科之人，不交争而偏废，则空山之中，有一二腐儒，拱手而谈理学，埋头而治章句，皆大有益于世，无用即是有用。惟以一端，倡率天下，而靡然从之，则或为空疏，或为繁碎，不但无用且有害矣。”
第一，认为朱子主道问学。王懋竑作《朱子年谱》的宗旨之一即是辨明朱陆异同，驳朱陆早异晚同之说。王懋竑认为朱子早年偏于尊德性，晚年则主道问学，与陆象山早同晚异。基于此观点，王懋竑选录了朱子1173年以后的论学要语158则，成《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附录于《朱子年谱》。实际上在朱子思想体系中，尊德性和道问学，涵养用敬和进学致知，下学和上达是统一的。朱子与门人弟子论学，往往因人说法，以纠其偏，故而或言尊德性为本，或曰道问学为先。但王懋竑基本上只选录朱子强调道问学的相关论述。朱子在《答许中应》中说：“夫道之体用，盈于天地之间，古先圣人既深得之，而虑后世之不能以达此，于是立言垂教，自本至末，所以提撕诲饬于后人者，无所不备。学者正当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日用之间，讽诵思存，应务接物，无一事之不切于己矣。来论乃谓读书逐于文义，玩索堕于意见，而非所以为切己之实，则愚有所不知其说也……”朱子因驳许说之偏，故而强调由读书以穷理。王懋竑选录了此信，认为这充分证明朱子是主道问学的，并加以考辨发挥：“《答许中应》：‘熟读其书，精求其义，考之吾心，以求其实，参之事物，以验其归’，则致知处即是力行，非有二事也。夫读书所以为学，未有为学而不自于读书者。读书不离于章句训诂之谓，朱子晚年与人书，其发明此意甚详，故曰‘持敬穷理，不是两事’，盖屡言之。”陈澧完全接受王懋竑对朱子学的定位，在上封信说“其附录《朱子要语》一卷尤精”，在本封信则明言“朱子本重道问学”，这是陈澧读此书最关键的心得。
此前陈澧研读朱子书是从《文集》人手，而《文集》和《语类》卷帙浩繁，且其中相当部分是谈理学义理的，陈澧对之难以契合。而王懋竑的《朱子年谱》于不大的篇幅中，对朱子的为学次第、学术思想纲目并举，论述简明，考核精当。细读此书者，必然折服于朱子的研精经史，博学多识。对沉浸汉学多年的陈澧而言，此点尤易引发共鸣，所以他推崇朱子是“覃精著述，博极群书”，当然，这也加深了陈澧的“朱子本重道问学”的观点。由此，宋学和汉学，理学和经学就找到了相通处，陈澧会通汉宋，尊郑亦尊朱的经学观实由此发其端绪。
第二，汉学自乾嘉以来，兴盛了百余年，此时已显衰象；而宋学在宋、元、明七百年问盛极，有清以来依然衰而不歇。陈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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