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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是教人崇德、寡过、修身，解《易》要以义理为本，推崇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易传》，驳斥象数派易学。这和顾炎武的易学观完全一致。陈澧解《书》、《诗》、《春秋》诸经也同样遵循顾炎武兼融汉宋、考据为工具、义理为根本的治经宗旨。
第二，通经致用，经世济民。顾炎武博极群书，研精经史，但他治学的归宿在于明道救世。顾炎武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张舜徽先生认为：“顾氏研究经学的宗旨，归于致用，努力探求先民制作原意，想把几部经典中的主要理论，运用到修己治人的实际方面去。”顾氏门人潘耒指出，《日知录》的著述宗旨是明体达用，匡时救世：“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陈澧说：“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而曰‘我亦欲正人心’。顾亭林之言，足以畅其旨。其言曰：‘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把顾炎武比做孟子，推尊之意无以复加。而振纲纪、正人心、美风俗，这正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核心之义。
陈澧说：“仆近年为《学思录》……今以论著之大旨告足下：仆之为此书也，以拟《日知录》，足下所素知也。《日知录》上帙经学，中帙治法，下帙博闻。仆之书但论学术而已。仆之才万不及亭林，且明人学问寡陋，故亭林振之于博闻。近儒则博闻者固已多矣。至于治法，亦不敢妄谈。非无意于天下事也，以为政治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吾之书专明学术，幸而传于世，庶几读书明理之人多，其出而从政者，必有济于天下。此其效在数十年之后者也。”《日知录》于经学、史学、吏治、风俗以至博闻掌故无不赅备，《东塾读书记》则专论学术。陈澧在《与黄理压书》中说：“读书三十年，颇有所得，见时事之日非，感愤无聊，既不能出，则将竭其愚才，以著一书，或可有益于世。……至于学术衰坏，关系人心风俗，则粗知之矣。笔之于书，名曰《学思录》。”明学术，才能正人心、兴教化、致太平，此可谓得顾炎武经世致用观之精义。
第三，“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经学观。“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出自《论语》，顾炎武独具匠心地拈出这两句，以此倡导学与道的统一，为学与为人的统一，这是顾炎武学术思想的总纲领。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顾炎武把圣人之道概括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以经验主义方法重新诠释孔子学说，消解了本体论形态的宋明心性之学。这和他的“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这一命题所体现的思想是一致的，即把理学消融于经学中。
陈澧深受顾炎武的影响，也以朴实的经验论阐释孔孟之道：“后儒见佛书高妙简易之说而心羡之，乃于《五经》、孔孟之书求高妙之说以敌之。而不知《五经》、孔孟之书无高妙之说也。如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又曰：‘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又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者’，如此而已。岂谓人皆可以为尧舜之巍巍荡荡乎?”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孔子的“一贯之道”只有曾子得其传，曾子传子思，子思传孟子。陈澧在《东塾读书记》中明确指出孔子的“一贯之道”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孔门弟子皆得其传，反对理学家对孔子之道所作的形而上解读，这和顾炎武的观点完全一致。陈澧说：
澧谓必以一贯为受道，《论语》二十篇中，无夫子告颜子一贯之语也，何以颜子亦受道乎?颜子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此为受道无疑矣，此即一贯无疑矣。然第六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第十二篇：“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邢《疏》云：“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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