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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朱子讲下学才能上达，(《朱子年谱》及附录《切要语》中此类表述极多)即从洒扫、应对、进退的小学工夫达至修齐治平的大学之道，这种由易到难、从浅到深的为学次第使宋学有了绵长的生命力。他由此得到启发而反思汉学衰歇之由，原因之一是欠缺“朱子所云小学一段工夫”，所以仅仅百年就风气渐衰。朱子所说的小学工夫，主要是指洒扫、应对、进退和爱亲、敬长、隆师、亲友的道德启蒙教育。陈澧所言，则是指训诂、音韵、天文、算术、地理等方面的启蒙读物。编写启蒙读物，并非读《朱子年谱》之后才有的想法，但把缺乏入门读物作为汉学衰落的重要原因，则是读《朱子年谱》的心得。陈澧晚年所作《东塾读书记》贯穿了引导初学的宗旨，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展开。
第三，考据的重要性，先前陈澧屡言之，而拱手谈理学也有益于世，则是他的新见解，可见陈澧已把义理提到与考据同等重要的位置。以道问学的维度推尊朱子学，一方面突出了义理的重要，另一方面则强调读书为先，由此，读书与穷理应当并重，考据和义理必须统一。陈澧提出，以小学工夫打下治学的基础，并兼采汉学的考据和宋学的义理。这些都以“朱子重道问学”为其前提，王懋竑的经学观在陈澧经学思想的演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陈澧指导门人王峻之读朱注《论语》，每日一章，陈澧说：“又知，看《朱子年谱》觉有着手处，此已得其门而入，将来不可限量，愿更勉之。”可见陈澧认为《朱子年谱》是朱子学最好的入门书，他本人受益于此，并指点后学也看此书。顾炎武尊朱子，排陆王，而且对朱子学亦取其道问学一面，这和王懋竑《朱子年谱》的纲领是一致的。王懋竑是陈澧尊朱的引导者，研读《朱子年谱》，接受“朱子重道问学”这一基本看法，并由此契接顾炎武博大精深的经学思想，这是陈澧经学观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顾炎武的经学思想全面而深刻地影响了陈澧，其荦荦之大者有三，以下分述之。 其一，治经兼采汉宋，以义理为本。顾炎武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小学考据只是解经的工具，阐发经典中的义理才是治经的根本。《日知录》卷一专论《周易》，略举数例，可见顾炎武以义理为本的解经宗旨。比如“朱子周易本义”条，考察《周易》经传的卷次和经传分合的流变之后，顾炎武说：“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戾。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沉之书，而《易》亡矣。”解《易》要以寻绎大义为要务，主张以义理解《易》，反对象数派学说，表彰王弼的《周易注》和程颐的《伊川易传》：“荀爽、虞翻之徒，穿凿附会，象外生象，以同声相应为震、巽，同气相求为艮、兑……《十翼》之中，无语不求其象，而《易》之大指荒矣。岂知圣人立言取譬，固与后之文人同其体例，何尝屑屑于象哉!王弼之注，虽涉于玄虚，然已一扫《易》学之榛芜，而开之大路矣。不有程子，大义何由而明乎?”顾炎武认为，《周易》大旨切于人事，解《易》、用《易》，要落实在崇德寡过，修身治世的人伦日用上：“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乎图书、象数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矣。
乾嘉汉学家发扬光大了顾炎武倡导的考据实证方法，却无视其寻求六经大义的治学宗旨。陈澧说：“训诂考据有穷，义理无穷。‘终风且暴’训为‘既风且暴’，如是止矣!‘学而时习之’，‘何必日利’，义理愈紬绎，愈深愈博，真无穷矣!”汉学最大的弊病在于只重考据不讲义理，陈澧独具慧眼地指出顾炎武等人熟读宋儒书，就是强调义理的重要性，以重义理纠汉学之偏。他说：
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
陈澧仿《日知录》体例作《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卷四专论《易》，陈澧认为《周易》切于人事，其大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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