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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各记所闻，故重载之。”然则颜子所受博文约礼之道，诸弟子所共闻，岂单传密授哉?
“约之以礼”也就是“行己有耻”，“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观点可谓深得圣人之意。陈澧还指出，“约之以礼”就是“忠恕”之道：
顾亭林说“予一以贯之”云：“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日知录》卷七此说最明白。《诗》三百者，多学也，博也。“一言以蔽之”者，一贯也，约也。“思无邪”者，忠恕也，礼也。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以“一以贯之”诠释孔子之论《诗》，陈澧又以顾氏的“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引申阐发《日知录》之说。陈澧以顾炎武之说教其长子宗谊：“吾不敢望尔读万卷书，但望尔读《论语》、《孟子》，且望尔读《论语》第一句，《孟子》第一句九字而已，诵而行之，便是士人。若天下士人皆诵此、行此二句，天下太平矣。”“学而时习之”即“博学于文”，“何必日利”即“行己有耻”，遵顾氏之教，即遵孔子之教，士人以此为法，太平之世可期。陈澧也以此教导菊坡精舍门人：“遂讲读书之法，取顾亭林说，大书‘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二语揭于前轩。”以顾炎武治学纲领著书、教子、课士，顾炎武可谓陈澧治学之宗主。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阐发孔子之道，显现出超越汉宋、回归孔子的治学趋向。他在《与人书》中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知其异，会其同，综贯历代经学，兼采众说，《日知录》的写作贯穿着这一治学方法。张舜徽先生指出：“他的治经，本不满足于拘守一个时代、一个经师的说法以自画，特别强调了融会贯通的重要……他一方面尊信汉唐旧说，提倡人们读《十三经注疏》；而另一方面，也不鄙薄宋、元、明人的经学著作。”顾炎武考辨经学源流，博采历代经说，最后折衷于孔子，这也深刻影响了陈澧。
陈澧说：“中年以前治经，每有疑义，则解之考之。其后幡然而改，以为解之不可胜解，考之不可胜考，乃寻求微言大义，经学源流正变得失所在，而后解之、考之、论赞之。”他返回儒学的源头，以孔门德行、言语、文学、政事四科之分合考察、总结历代经学之流变得失。他说：“自宋以来，学术迭变，固由风气之转移，亦由门户之争竞。有争竞，故有兴衰。然门户之争，总不出孔门之四科。德行，道学传也，言语，文苑传也，文学，儒林传也，政事则大而将相、小而循吏传也。四科之人皆天下所不可无，故孔门兼收而不偏废，尤不交争，争则有胜负，有胜负则必偏废，偏废则天下受其害矣。近著《四科论》一篇，以明此意。欲学者各因所长，以成其学。”四科统合，则经学的完整性得以体现，学术与治道归于统一。分而言之，则为经学、理学、经济之学、辞章之学。陈澧认为，历代儒学或得四科之全，或得四科之偏，都是孔学支脉，皆有可采之处。《日知录》博采历代经说，《东塾读书记》也如此，不仅采汉注、唐疏，也采宋元经说。“宋儒经说，正当择而取之，以为汉注唐疏之笺，岂可分门户而一概弃之乎?”比如，《易》卷采程颐的《易传》，《诗》卷采朱子的《诗集传》，《尚书》卷采蔡沉的《书集传》。顾炎武之学是通儒之学，陈澧之学亦然。
嘉道之际的今文学和理学经世思潮对陈澧的通经致用观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限于篇幅，不在此详论。
综观陈澧的经学思想，解经而兼采汉宋，读经以明道致用，最后会通汉宋，回归孔孟，倡导学术与治道的统一。陈澧远绍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得其经学观之精义。他推尊顾炎武为明末之孟子，某种意义上，陈澧亦可谓晚清之顾炎武。 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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