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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判定《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所收经学短文，就是皮锡瑞1903年在湖南师范馆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编撰的讲义原稿。不过，根据癸卯年《师伏堂日记》，皮锡瑞在正月二十九日所拟“经学家法”课程的内容，是“自汉及今，大旨略具”，至二月十四日开讲，又是“从先儒卜子谈起”，可知皮锡瑞原来计划编撰的《经学家法讲义》，其内容应该上起先秦，下迄晚清，能基本涵括中国经学数千年的演变历程。然而从现存的《经学家法讲义》文稿或《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经学讲义看，所叙经学的变迁均至魏晋而止，这其中又有何变故呢?原来，皮锡瑞在四月十二日讲课后，即辞掉师范馆的教职，远走天津另谋生计，《经学家法讲义》的编撰随之中辍。
可见，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第一册中的20篇经学文稿，是皮锡瑞晚年的一部经学手稿，可以称为《经学家法讲义》。皮锡瑞的孙子皮名振曾编有《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详列皮锡瑞已刊、未刊文稿多种，却未提及此稿，也未提及《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的10章经学讲义，遂使这部弥足珍贵的经学文稿一直不为世人知晓。
二 《经学家法讲义》的内容要旨
现存《经学家法讲义》的20篇文稿，除3篇(第11、13、20篇)仍属资料性质和第19篇稍涉重复外，其余16篇均逻辑严密、有论有据。这些文章的篇幅大小不一，短者数百字，长者千余字，最长的一篇将近三千字。《湖南学报》所刊皮锡瑞10篇经学讲义与《经学家法讲义》稿本中的12篇短文虽主体相同，但二者仍存在文句增删、次序调整等诸多差异，尤其是稿本中还有多篇重要文字未见于《湖南学报》，因此下面仍以《经学家法讲义》稿本作为评述对象，藉以展现这部秘藏百年的经学遗稿的大体面貌。
为叙述方便，笔者根据这16篇文章的内容，将其大致分成七组：
其一，第1、2、3篇，论先秦经学。第1篇在略言经孔子之手而“六经始备”后，即叙述孔门传经之事，但以“所惜诸儒所传，今皆亡佚，不复能考其家法。经学家法最古而犹传于今者，惟卜氏子夏”，因而着力考察子夏传《易》、《诗》、《礼》、《春秋》、《论语》的功绩。第2篇先说孟子的经学，强调“赵岐序《孟子》，以为尤长《诗》、《书》，实则孟子于《春秋》尤深，如‘《春秋》无义战’、‘《春秋》天子之事’之类，其宗旨与《公羊》为近”。接着论述荀子的传经之功，认为“圣门诸经犹能流传，至今绵延不绝者，卜子之后，以荀子为最著”，所以广征群籍，对荀子传承诸经详加考述，指出“荀子之学，于《易》、《诗》、《春秋》、《礼》、《乐》无所不通，门弟子传其学者，于汉初为最盛”。第3篇在略及子思之学后，主要根据大、小戴《记》所存《曾子立事》、《曾子问》等篇章，表彰曾子的渊博之学、王佐之才，认为“《立事》诸篇所言，皆纯粹平实，诣其极可以希圣贤，下亦不失寡过”。皮锡瑞还援引汉人之说，论说“《孝经》一书，孔子特传曾子”。关于先秦经学的流布情况，这三篇文章根据当时所能查考的资料，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
其二，第4、5篇，述说秦朝至西汉前期的经学，论及叔孙通、陆贾、贾谊和董仲舒。叔孙通为西汉创立朝仪，并无著述传世，但皮锡瑞根据魏人张揖《上(广雅)表》所言，提出“今之《礼记》为叔孙通之所撰定，传经之功，不在伏生、高堂生诸儒之下”，足备一说。关于贾谊，皮锡瑞根据《经典释文·叙录》所载，认为他是荀子再传弟子，并说：“荀卿尤长于《礼》，故贾子《新书》言礼最详。汉初其书盛行，司马迁、刘向著书，多见称述。”又指出大、小戴《记》即多采贾子言礼之文，并说“今人读二戴《记》文，不知其出于贾子，亦犹读二戴《记》文，不知其出于荀子也”。这里对贾子学术源流的考辨，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第5篇在全稿中篇幅最长，主要论述董仲舒的经学思想。皮锡瑞称赞说：“董子传《公羊》，《春秋繁露》所载，皆言经义，且皆与《公羊传》合。是董子之于经学，尤为专门名家。”他检点《春秋繁露》中《楚庄王》、《王道》、《三代改制质文》各篇的相关言论，指出何休的“三科九旨”之说均可见于董子书中，因而得出结论说：“何劭公《解诂序》自云本胡毋生条例，非出董生，而说三科九旨已见董子书中，足见微言本出孔门，非何氏创说，亦非董子创说也。”何休对《公羊传》所作以“三科九旨”为核心的一套说解，被后世目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历来遭到批驳。皮锡瑞在这里实际上是想通过对董子经说的发掘，将其指为圣门心传，为《公羊》家的微言大义之学力作辩护。又因后人“或以董子好言灾异为疑”，皮锡瑞还对汉儒的灾异思想和谶纬学说作了评析，批评后人不明《春秋》“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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