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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九皇、六十四民，并是上古无名号之君，绝世无后，今宜主祭之也。”据贾疏，则九皇、六十四民，当时已不知所出。以董子书考之，乃知古之皇、帝、王号初无一定，一代推尊一代，即推远一代，古义如是。(《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第5篇)
皮锡瑞对董子之说加以推考，指出古之皇、帝、王并非定指某人，而是后代推尊前代时次第变更的名称，故三王、五帝、九皇等称呼，原来并未确指上古某一位君主，例如黄帝在周代为五帝之一，至秦朝则应降为九皇之一。后人一直以为“三皇五帝”确指古代某些帝王，但究竟谁为三皇、谁为五帝，却是异说纷纭，迄今仍无定论。今据皮锡瑞所说，不仅“三皇”本应作“三王”(后来顾颉刚等人有同样的结论)，“五帝”也并非五位固定的古代君主。这对后人探讨“三皇五帝”问题，无疑会有所启发。
其三，对秦始皇的评价。秦始皇因为曾经下令焚书坑儒，历遭儒士经生的痛诋，皮锡瑞虽认同“始皇之罪无可辞”，却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秦自商鞅变法，已有焚《诗》、《书》之文，特尚未见施行。既任法不任人，即不必用儒生。荀子见应侯，已云秦无儒，非自始皇。始皇之初，非全不用儒生，李斯以荀子之徒，由布衣为丞相；设博士七十人，开汉五经博士之先，则其初政颇有可观，亦由儒生协赞之力。末年晚谬，又为方士所诳、谤言所激，益致决裂。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明年始皇崩而秦遂以亡。焚坑之令未久而亡其国，故不能尽绝圣门之经也。(《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第4篇)皮锡瑞其实指出了三点：第一，焚书坑儒自有其历史渊源，始皇并非始作俑者；第二，始皇对儒生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设置博士更是值得肯定；第三，推证焚书坑儒的实际危害并不甚大，“不能尽绝圣门之经”一说，与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焚书五经未尝亡缺”之论前后相映。可以说，皮锡瑞完全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四，对西汉先有今文经学原因的探究。征诸史籍，确如皮锡瑞所说“汉时今文先出，古文后出”。至于何以西汉先有今文经学?无人做过具有说明力的解释。皮锡瑞通过辨别今文、古文之异，对此问题作了探析：
今文者，今所谓隶书，在汉时以为今文，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古籀书，汉时已为古文，世所传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时通行，故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古籀汉时已不通行，故谓之古文，犹今人之视篆、隶，不能人人尽识。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见许氏《说文·自叙》。伏生为秦时博士，所藏壁经必与孔壁所藏同是古文。至汉发藏以传授生徒，必易为通行之隶书，始便诵习。(《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第6篇)
皮锡瑞根据经学与教育的关系，指出汉初诸儒将古文经书改为汉时通行的隶书文本，取其通俗易解，用以教授生徒，确是抓住了要害，道出了真相。
其五，对“科斗文”的怀疑。皮锡瑞在讨论今文、古文的文字差异时，提及“科斗文”，写道：
说者以古文为科斗文，似虾蟆子头粗尾细。今《说文》载古文字及石鼓、钟鼎，并非头粗尾细之形，则科斗之说似亦未然。如鸟篆似鸟，虫书似虫(按，后一“鸟”字、“虫”字的书写形状不同于前面之字)，当时或有此一种文，未必古文皆如是也。(《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第19篇)
王国维在《科斗文字说》中，指出西汉并无科斗文字之名，“科斗书之名，起于后汉，而大行于魏晋以后。且不独古文谓之科斗书，且篆书亦蒙此名”，认为科斗文实是魏晋人对其前代文字的泛称，并不作科斗之形，提出“魏晋之间所谓科斗文，犹汉人所谓古文，若泥其名以求之，斯失之矣”。在此之前，以“古文”为科斗文的说法一直盛行，王国维的驳论因此传颂一时。而皮锡瑞早在1903年即提出古文字“并非头粗尾细之形”，对“科斗”之说表示异议，堪称一大卓见。
四 结语
《经学家法讲义》作为皮锡瑞晚年的一部经学手稿，能够遗留人世并保存至今，实在令人庆幸。整个文稿虽然篇幅不是很大，却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作了一番简明扼要的疏理，论及这一时期经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凸显出子夏、孟子、荀卿、贾谊、董仲舒、刘歆、郑玄、王肃等人对经学发展的积极作用或负面影响，而且特别关注西汉今文经学的兴衰，初步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无疑值得今人编撰中国经学史时作为参考。文稿中的一些新论卓识，同样也值得今人重视。笔者还发现，皮锡瑞稍后几年编撰的《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中，竟有不少文句、段落或思想主张与《经学家法讲义》十分相似，有些甚至完全相同，所以这部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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