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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传》、《驳五经异义》、《发墨守起废疾针膏肓》、《六艺论》、《鲁礼禘袷志》、《郑志》、《郑记》、《答临孝存周礼难》各种《疏证》，“以存郑氏一家之学”。但他同时又表示“服膺郑学，亦不荀同”，对郑氏经说不盲目信从。他举出两例：一是郑注《尚书大传》虽多所发明，“而以古文易《大传》之文，全失伏生之意”，因此他在《尚书大传疏证》中“每辨郑之失以申伏”；二是郑注《尚书》中所用古文，“皆不及今文说之确”，并举《虞书》三事为证，说明郑注好用《周礼》之说解唐虞之制，“强古人以就我，不顾其不合”。
其七，第18篇，责斥刘歆、王肃。皮锡瑞说：“两汉经学极盛，而前汉之末出一刘歆，后汉之末出一王肃，大为经学之蠹。”他既斥刘、王为不忠不孝之人，又责其惑乱学术之罪，以为“刘歆之书出，创立古文，而汉博士所传之今文遂乱。王肃之书出，伪造古书，而郑氏所传之学亦乱”。对于王肃的作伪欺人，皮锡瑞尤其痛恨，写道：“郑杂糅今、古文，后人以为坏乱家法。肃善贾、马之学，其父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是肃亦兼通今、古文者。既欲攻郑，正可分别家法，辨郑杂糅今、古之非，乃不能分别，而反效尤，伪造《家语》、《孔丛》，取两汉今、古文家所纷争不决者，尽托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石渠、虎观，两汉天子称制临决，若孔子之言如此彰灼，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甚矣王肃之愚也，可谓心劳日拙矣。”
三 《经学家法讲义》的重要论述
从上面介绍的《经学家法讲义》的内容，可知全稿是以“经学家法”为主题，对先秦至魏晋时期的经学作了一番简要评述。皮锡瑞在这部经学遗稿中，还就某些具体问题作了论述，有的新颖别致，持论与前人迥然相异，有的深具卓识，对后人不乏启迪作用。下面试举数例。
其一，对孟子、荀子的论析。关于孟子和荀子的学术异同与历史地位，前人往往厚此薄彼，或尊孟抑荀，或尊荀诋孟。皮锡瑞认为孟、荀均是学术醇正、有功圣门的贤哲，提出了一番别有见地的主张：
荀子开汉学宗派，其学笃信谨守，重在传经。孟子开宋学宗派，其学广大精微，重在传道。汉儒多传荀学，故孟子之学当时尚未显明，为之注者，仅一赵岐而已。唐韩愈始推尊孟子，皮日休尊孟并尊韩，开宋学之先声。北宋李觏、司马光犹疑《孟子》，南宋朱子始以《孟子》配《论语》、《学》、《庸》，后为《四书》，而孟子益尊。宋尊孟，故驳荀。苏辙作《荀卿论》，似为王安石而发。荀言性恶，意在劝学，欲人学以化其性，与孟子言性善虽异，亦即宋儒变化气质之说。孔子但言性相近，未尝明言善恶，孟、荀亦各明一义耳。以李斯罪荀卿，则曾子之门有吴起，子夏之学流为庄周，又何以解?近之言汉学者，多推荀卿；专主孟子者，复诋荀卿为孔门孽派，尤不可为训者也。(《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第2篇)
可见，皮锡瑞通过对经学史的简要回顾，从孟、荀学术的差异中，揭示出各自与汉学、宋学的关系，并特别肯定孟、荀均属孔门嫡派，学术纯正，有功圣学，由此提出孟、荀并尊的主张，对清代中叶以来的汉、宋门户之争作了有力的批评。
其二，对三王、五帝的推考。《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中有云：“圣王生则称天子，崩迁则存为三王，绌灭则为五帝，下至附庸，绌为九皇，下极其为民。”董子此处所说，可能是古代一项重要的礼仪、政制，但一直未引起后人的注意。皮锡瑞即以“近人尚未有推论之者，今以董子之说推之”，写道：
古王者之兴，当封前二代子孙以大国，为二王之后，并当代之王合为三王；又推二代以前之五代为五帝，五帝以前九代为九皇，皆封其后以小国。今人皆以夏、殷、周为三王，黄帝至尧、舜为五帝，此据周而言之。若据周后一代言之，当如《春秋》之义，以此一代合殷、周为三王，推颛顼、帝喾、尧、舜、禹为五帝，黄帝以前九代为九皇，其前为民。九皇以前，皆封其后，有国，再推而上之，则无国，故云民。九皇以前，代愈远，则名愈尊而国愈小，故云绌灭也。《汉旧仪》：“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董子之说，汉时列为祀典，九皇、六十四民，其朝代、姓氏在汉必犹可考，故先后二郑皆引以说《周礼》。《周礼·小宗伯注》郑司农云：“四类，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祀之。”此注“三皇”及《汉旧仪》“三皇”，皆当作“三王”，今作“皇”字皆误。又《都宗人注》郑康成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国无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贾疏曰：“按，《史记》伏羲以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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