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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帝国主义的另一条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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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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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三 对蒋廷黻的反驳及蒋的反应
《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在当时及后来都受到一定的批评，然针对史实的批评少，针对史论、史观的批评多。
其一，琦善配不上“远超时人的外交家”这个头衔。无论是支持蒋廷黻的还是反对蒋廷黻的人，基本上都持此论。反对的意见通常认为林则徐之努力了解西方情形，实堪“时人”的先进代表，而仅靠几个低级官员的情报的琦善无论如何也不能“远超”之。其实蒋廷黻本来就没有完全否认林则徐的这一点，他所否认的是持此论者所引申的一个观点，同样也是一定时期内林则徐及相信林则徐的人的观点：既然林则徐对西方的见识已经堪称中国第一，那么只要他继续主政中国就有可能不败。因此他说：“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者，不在此。”后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加大了对林则徐学习洋务、主张洋务的论述，但依然不放弃他最初的最重要的论断，即：林则徐的错误在于不敢说真话，即便是在被革职后，依然不敢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心中对中外军事胜负已定的判断。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尽管已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官僚，但却败在俱咱清议的指摘、为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惜牺牲国家前途这一点上。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尽管不再用“远超时人”来评价琦善的外交观念，但却沿用了“知己知彼”的说法，并且用较为温和简短的语言来表明他对琦善的肯定与同情：他“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地宣传了”，但是“士大夫阶级不信他们”。由此看来，蒋廷黻只是放弃了要人们相信琦善有强过林则徐的地方，但并没有放弃他对琦善的肯定。至于他说琦善之“不足责”，说的是他“无自信，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革”这一点。但是这个观点也是早已有之的。《琦善与鸦片战争》的结尾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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