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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志资料中的河北藩镇形象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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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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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札数十年来即为郑家事实上的长子，主持家务，故志文撰者误以其亡兄郑枢为弟，似不难理解。
3、崔氏合丰付墓志称“赖去元和中司马(郑札)亲叔(郑)灒以文畏佐以学重慕于彼地之帅”，可知宪宗元和年间郑潨弟郑灒任职于成德军。又据《(唐)光州刺史李公(潘)墓志铭》，李潘“家于常山”，其“八岁”之时(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太守郑公灒性乐善，喜后进，因目之为奇童，荐于连帅”。按常山太守即恒州刺史，当时由成德节度使王武俊自任，郑灒官位尚不至如此之高，但据李潘墓志，并参据上引郑潨墓志末句“弟成德军节度(军)口口(灒)”，可证郑灒早在德宗贞元年间即人成德军幕。故郑潨卒官及迁葬之时，郑’攒已在成德。其所撰其兄郑潨墓志中明确记载“札以贞元十八年(802)正月四日奉夫人之命，自恒阳启殡，葬于河南府洛阳县城北”，不应有误。
4、郑涑墓志载其卒年为贞元九年(793)，并附当年干支“癸酉”，正合。且贞元十八年归葬洛阳，距郑涑去世不到10年，潨妻崔氏健在，志文又由在成德任职的潨弟郑灒亲自撰写，所记卒年亦不应有误。崔氏合利寸墓志作贞元十二年(796)，盖因郑潨去世已40载，既年深月久，其妻崔氏亦卒，其子女记忆或误，撰墓志者据以书写志文，遂将郑潨卒年晚记了3年，下推崔氏孀居岁月为“三十七载”，亦相应晚了3年。崔氏死后与丈夫合祔，可能采取的是同坟异穴方式，并没打开郑涑的墓穴，因而没有见到当年郑灒所撰郑潨“旧志”，以致崔氏合祔墓志在郑潨卒年、郑枢、郑札兄弟的名氏、行次等问题上与郑涑墓志不合，就郑潨卒年而言，可以肯定是合丰付墓志误记。
5、据合丰付墓志，由于成德军“颇禁衣冠，不出境界”，郑涑家族在河北生息长达半个世纪(“离我戚于五十年间”)。按郑潨“大历初(766—779)偶因薄游，滞留河北”，直到元和十五年(820)成德节帅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举军来王”——即以成德所统四州归朝，郑札才得以扶老携幼(“扶版舆”、“持小辈”)离开河北，“其余血属姊弟，数年之内，稍稍而至”，前后正好50余年。不过郑潨虽“至于身殁，不遂却返”，其丧柩却早于贞元十八年(802)就已归葬洛阳。
三、崔氏合祔墓志所见成德藩镇形象
合祔志称德宗建中(780—783)以后，“镇冀之间，自为一秦”。按“自为一秦”，即指建中三年(782)恒冀观察使王武俊据镇反，称赵王自立，与唐王朝决裂。志称郑潨“本居秦，偃仰皇泽百余载”，自郑潨“滞留河北”，“府君与夫人男女，戢在匪人之土矣。暂谓隔王化于三千里之外”；“夫人遭从夫之痛，霜在危邦，司马季仲幼志未立，与诸骨肉落为污俗”。墓志作者将当时的成德藩镇区视为“王化”之外的“危邦”、“污俗”、“匪人之土”，而称王承元“举军来王”后郑涑家族及其亲属迁出成德，是“出乎虎口”。志称主持其事的郑札“遂为忠孝所闻”，所谓“忠孝”，即指他率领家族离开河北藩镇回归洛阳王化之地。崔夫人临死之前，还不忘赞扬其子郑札将全家人带出成德，“得复乎清平之代”。
《新唐书》卷148《史孝章传》载孝章上谏其父魏博节度使史宪诚时有云：“大河之北号富强，然而挺乱其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身为河朔藩帅的田弘正亦自称“自天宝以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壤，悉化戎墟”，“六十余载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及，冀、赵、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积习，遂为匪人”。据前揭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镇州儒者黄建在给年二十尚不知有周公、孔夫子的卢生讲述“先王儒学之道”以后，又给他描述了“自河以南”的另一个“土地数万里”的光明世界：“有西京、东京，西东(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至老不见战争杀戮。”参据崔氏合祔墓志，可知在时人心目中，河北藩镇与两京为中心的朝廷直接控制之地，实为截然不同的两个社会。二者之间不仅有心理空间的隔绝，而且“颇禁衣冠，不出境界”，在政治、军事上亦处于对峙状态。陈寅恪先生“大唐帝国自安史乱后，名虽统一实则分为两部”之论，正是从当时人的实际心理印象中来，又如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心理，诚为不易之论。 四、墓志所见河北藩镇的另外一面
1、合丰付墓志载郑潨“大历初，偶因薄游，滞留河北……又值廉察使王武俊采掇贤彦，重仰才能，且以荐用，假名于理剧之奥”。郑涑墓志载其在河北的仕历为“释褐奏授沧州长芦县尉：……恒冀观察使奏迁冀州信都县尉；……又奏授德州录事参军。……迁冀州阜城县令。当道节度使王公表荐充节度巡官。……制命未降，俄以消疾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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