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超越考据的视野：钱大昕的制度阐释与历史评论 |
 |
时间：2009-7-24 13:44:29 来源：不详
|
|
|
君明臣忠，不亦卓乎！”［3］卷12《答问九》论王弼与何晏，“自古以经训颛门者列于儒林，若辅嗣之《易》，平叔之《论语》，当时重之，更数千载不废，方之汉儒即或有间，魏晋说经之家，未能或之先也”。［3］卷2《何晏论》凡此，都与传统观点相左，表达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见解。
至于钱大昕对东晋军事外交所作的积极评价，如“东晋君臣虽偏安江左，犹能卓然自立，不与刘石通使，旧京虽失，旋亦收复，视南宋之称臣称侄，恬不为耻者，相去霄壤矣，讵可以清谈轻之哉！”［2］卷18《晋书考异一》与王鸣盛的相关论述交相辉映。就南宋之和议从“理”和“势”的角度进行分析则是钱氏探讨历史规律的重要篇章，他称：“从前之主和，以时势论之，未为失算也。……论势当和，论理亦当和。……宋之失计误国未有如清之者也。……盖由道学诸儒耻言和议，理、度两朝尊崇其学，庙堂所习闻者迂阔之谈，而不知理势之不可同日语也。”［4］卷8《宋季耻议和》又论：“天之厌宋久矣，宋之亡，宋自亡耳，岂三人之咎哉！”［2］卷82《宋史考异十六》这些论断侧重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以及人们如何去应对形势，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有其认识论上的意义。此外，钱大昕联系宋金对峙的历史条件，对张浚用兵多次失利加以谴责，并对相关史书违背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提出了批评，称张氏“志广而才，多大言而少成事，迹其生平用兵，有败无胜，此圣人所讥‘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而史家曲为称赞，至以诸葛武侯相况，何其拟之不于伦邪！”［3］卷2《张浚论》王鸣盛《蛾术编》卷60“张浚”条中的辨析与钱氏之论不谋而合。但对史浩、史弥远父子的评价，二人却有所不同。王鸣盛认为《宋史·史浩传》中多虚美之词［10］卷60《史浩史弥远史嵩之本贯不同》，钱氏则相对比较客观，将史浩与史弥远加以区别，称其“老成忠厚，不居宠利，在南渡诸相中本自表表，世徒訾其沮张浚用兵一事，不知符离之役，张以轻进而无功，则史之持重为可取。朱文公作《张魏公行状》颇诋浩，浩不怒而转荐之，其器量更非寻常所及，未可以子之权奸并其父而抑之也”。［3］卷29《跋宝庆四明志》此论不无道理。然而，在人物评价上钱氏也有偏颇之处，最为典型的就是他对宋代王安石的苛责之论［3］卷2《王安石论》，呈现出浓厚的封建意识及保守的政治立场。当然，时代决定了个人思想观念发展的方向及其特点，钱大昕在历史认识中所存在的这种种局限，是历史的必然，这就需要一分为二地去分析和看待。
总之，钱大昕尽管在历史考证领域里被认为是成就卓著［11］270，但在历史评论上却较王鸣盛有一定的差距，后者在历史认识方面较少受到正统思想的束缚，往往敢为人先，提出与众不同的新鲜见解，与赵翼在思想上有更多的共通点。就历史学功能发挥的角度而论，中国传统史学中所具有的丰富的鉴戒意识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影响力，虽然因清代前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被牢牢地控制，但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发展，历史加之于学者的那种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感开始涌动，因而从钱大昕到王鸣盛再到赵翼，越来越突破以往束缚于考据狭窄框框的局限，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充分发挥其所能，即从认识民族历史的由来及汲取历史智慧的高度，去探讨一代历史之大势，去考察历代王朝之兴衰，去分析历史人物之得失，由此推动学术风气渐渐地由考证向经世演进，以承担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 参 考 文 献 ］
［1］ 杜维运．钱大昕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
［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3］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5］ 岑仲勉.唐史余［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 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8］ 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胡适.胡适之说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0］ 王鸣盛.蛾术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