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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党争时期杨万里心态考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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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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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对此也心里明白“某不幸，平生多以忠信获罪。”（《诚斋集》卷六十七《与材翁弟书》）
光宗昏聩，朝政兼用正邪，以致朋党之风愈演愈烈，加之皇权分裂为二，孝、光父子情疏，党争形势更为险恶多变。杨万里苦谏光宗消除党争之患，他郑重警示道：“党论一兴，臣恐其端发于士大夫而其祸及于天下，国家前事已然矣，可不惧哉?”（《诚斋集》卷六十九《上殿第一札子）然光宗昏庸，置之不理。朝野党议日益高涨，朝廷政局处动荡不安。
面对这日益恶化的政治环境，杨万里深感人生祝祸福难料，身居险恶官场，处处委曲求全，思归不能，内心苦闷无奈：“红尘无了日，白发未还家。”（《诚斋集》卷十八《感兴》）党争政治令杨万里身心交瘁，忧惧日重。他在给周必大的信中表露当时心迹：“独世路风涛，真可畏耳。”（《诚斋集》卷六十六《与周子充少保书》）面对朝中激烈党争，杨万里急流勇退，在局外冷眼旁观：
去国还家一岁阴, 凤山锦水更登临。别来蛮触几百战, 险尽山川多少心。
何似闲人无藉在, 不妨冷眼看升沉。荷花正闹莲蓬嫩, 月下松醪且满斟。（《诚斋集》卷六十六《与周子充少保书》）
“不妨冷眼看非沉”，对于热切期望“得君行道”的忠义之臣来说，这是无比辛酸痛楚的。
经过长期仕与隐的痛苦挣扎后，杨万里最终义无反顾地走向归隐之路，由“暂闲”走向“长闲”。绍熙三元年（1192）八月，杨万里辞官回乡，告别自己时时忧惧的险恶官场。回乡路上，杨万里心情复杂
“两岸万山如走马，一帆千里送归舟。出笼病鹤孤飞后，回首金陵始欲愁。杨万里《发赵屯得风宿杨林池是日行二百里》，《诚斋集》卷三十五（231页）”
辞官归来心情正如“放鹤出笼，纵鱼入海”，（ 杨万里《与郑惠叔知院催乞仕书》，《诚斋集》卷六十七。）天地变得空阔无比，“游心于淡，与天为徒”。（《诚斋集》卷九十八《代宰执开启天申节疏》）杨万里返乡后，自辟东园，凿池开径，准备在自家的园地里种花饮酒，赋诗吟词，以安度晚年。
四 退守与隐痛
杨万里离朝后，朝政日益恶化，他的预言果真成了现实，光宗继位不久，便与孝宗情感破裂。绍熙五年，孝宗驾崩，光宗竟拒绝出丧，令朝野震惊。宰执赵汝愚与外戚韩侂胄一起策划“绍熙内禅”，迫使光宗禅位。新皇宁宗暗弱无能，皇权很快被韩侂胄操纵。韩因赵未满足升官欲望而心生憎恨，反道党人从中挑拔，并党助韩氏，朝廷很快陷入以韩赵为主的反道学党与道学党的斗争。朝政一片混乱，上下党议汹汹。
道学党领袖朱熹受任于危难之际，抱着“得君行道”的崇高志向入朝为帝王师。临行前致书杨万里，希望一同赴召。杨万里回复以一个寓意深远的寓言，委婉拒绝朱熹之请。朱熹未能像杨万里那样深透党争政治，带着“得君行道”的天真入朝党助赵汝愚。朱熹以为能用“正心诚意”之学以正圣心，孰料宁宗昏庸之极，在韩氏的操纵之下，不断罢免朝中的忠义之臣。朱熹入朝仅四十日即被宁宗罢遣回乡。庆元二年（公年1196年赵汝愚贬死衡州，庆元三年（公年1197年）刘三杰上疏称道学党为“逆党”，同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奏请设立伪学之籍，而是反道学新贵效法元右而制庆元党籍，将赵汝愚、周必大、朱熹等五十九人被打入“伪学逆党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元党禁。庆元四年（1198）五月，朝廷又下诏厉禁“伪学”，党禁扩大为全国性的学禁。惨酷的党禁与学禁一直延至至嘉泰二年（1202）才开始弛禁。
严酷的党祸令士人普遍受害，人人自危。身处乡间的杨万里为了避祸全身，几乎不对党禁发表任何言论，“挂舌屋壁间，此真吾师也。”（杨万里《答酸陵钱知县》，《诚斋集》卷一0七。）他在严酷的政治环境“梅间正醉吟”、“山里卧闲身”不染尘世是非，高蹈遁世，一任自然。
然而杨万里终究不是遁世隐者，他只是独善守节的儒家君子，“全其名，守其节，斯不失其身”（《诚斋集》卷九十三《庸言》）才是他的处世原则。他身上的儒学气血使他不惜生命守护名节。庆元六年（1200），韩侂胄让杨万里作《南园记》，被他严词拒绝，表现出舍生取义的凛然风姿。庆元党禁期间，杨万里多次受封，皆被他坚决拒辞，甚至辞去祠官，不要朝廷俸禄，清白度日，以表达自己对朝廷黑暗势力决裂态度。
“内圣”与“外王”是宋代理学家的两大价值取向，“内圣”的最终目的是个人的安身立命，而在朱熹时期的理学体“内圣”最极旨归却在“外王”，由“正君心”而“得君行道”杨万里诀别官场是与黑暗势力决裂，而非放弃“得君行道”的理想。然而，庆元党禁将理学家的价值体系完全摧垮，致使其理想彻底破灭，这成为杨万里隐痛心伤“此心耿然，今未释然也……遣于心而不去，去于心而复来。此一事独扰扰焉于吾心。万事俱遣，一事犹在，虽与世绝，有未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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