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党争之炽灼及朝野之时，士大夫畏党祸如畏虎狼，避之唯恐不及。然火中取栗自有其人，而兵刃加须亦不乏义士。且斗争至白热之际，非左袒即右护，势之必然，无容游骑无归。安石当政之日，势焰薰灼，炙手可热，投刺入其门者不胜枚举。然与“王党”形成大体同时的“苏门”，却是在东坡失势遭厄之际；诸君子不怕株连，竞相谒见这位倒楣的苏长公，由此而形成起一群体。所谓“苏门四君子”，无一不是在东坡外放杭、密、徐时相继登堂入室的，如据史载：黄山谷于熙宁初得轼赏识，“以为超轶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由是声名始震”；晁补之十七岁从父官杭州，“著《七述》以谒州通判苏轼。轼先欲有所赋，读之叹曰：‘吾可以搁笔矣！’又称其文博辩隽伟，绝人远甚，必显于世，由是知名”；秦少游“见苏轼于徐，为赋黄楼，轼以为有屈、宋才”；张文潜“游学于陈，学官苏轼爱之，因得从苏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倡三叹之声”（75）。由此看来，苏轼本无意门户竟自然形成，而且这门户与“王党”判然有别，绝不靠权势支撑门面，亦从未倚权势号召诱引。苏轼本人的人品、学术、文章及由此而形成的感召力，于此固然不难想见，而其门下诸君逆权门而叩师门、“飞腾无那故人何”，其行径本身亦足称叹了。当然，这个以道相聚，以文相交而形成起来的文士团体，并非纯粹的文学集团，而是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仍有密切关联。如果说“苏门”确立的标志是“苏门四学士”这个特定称呼的出现，那末其赖以最终确立的重要契机是元祐更化之治和苏轼的重新还朝。若无这个契机，就不可能化成“苏门四学士”或“苏门六君子”之实，苏轼与其门下黄庭坚等在元祐期间的交游之欢和诗世的切磋也就无从谈起。就在朝的“苏门四学士”而言，他们步入朝政，卷入元祐时期的新、旧党争，成为“一色元祐”（76），固然同苏轼有师生关系相关，但更主要的是他们自己在以其心声、言行自觉地塑造着元祐党人的形象。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七《仁宗皇帝御书记》论述“祖宗之治”的原因时说：“窃尝深求太平之源，而仁祖在位时，未尝出奇变古，垂衣拱手。”这篇作于元祐年间的记文，道出了其自觉履行“更化”之治的思想根源，也是他以检讨官的身份欲与晁补之、秦观、张耒等其他元祐史官“以私意去取”神宗朝的变法历史，“尽书王安石过失，以明非神宗之意”的思想基础。这也充分说明“苏门”的确立终究与政见国事密不可分。

（四）二程与同时代其他学术流派的关系

程颢、程颐兄弟所形成发展起来的洛学，与同时代张载的关学、王安石的新学、三苏的蜀学在密切交往中，既相互影响，又互相批评，由此而促进了其时学术文化的发展，并对中国儒学以至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为党争剧烈的北宋，增添了浓厚的学术气息。

先述二程洛学与张载关学的关系。

张载关学与二程洛学既同为宋学系统，又同属理学范畴。就同为宋学系统而言，它还与王安石新学、三苏蜀学相对应，此当别述；就同属理学范畴而论，它们之间有同有异，理当深究。

与二程同时而稍早的张载，和大程子（颢）为同年进士，相互之间经常开展学术交流，关系较为密切，但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二程远远超过了张载。二程洛学经朱熹闽学以及陆王心学的发展，蔚为大观成为宋明理学的正统派和主流派；而张载关学只是后经罗钦顺、王廷相等发展而在理学史上占有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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