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法行，尝苦樽无酒。

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

必欲丐于人，交见自无有；

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128）

邵氏终生布衣，在洛阳生活于文彦博、富弼、王拱辰、司马光等人的社交圈子里。在他们的资助下，邵雍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并于天津桥边拥有豪华住宅。他在此诗中埋怨新法使他费用拮据，交游稀少，又“尝苦樽无酒”，这当与东坡“绿蚁沾唇无百斛”一样，是减削公使钱的结果。第三类是讥刺场屋取人之法。《东坡乌台诗案》“知徐州作《日喻》一篇”条记：

     元丰八年，轼知徐州。十月十三日，在本州监酒、正字吴琯锁厅得解，赴省试，轼作文一篇，名为《日喻》，以讥讽近日科场之士但务求进，不务积学，故皆空言而无所得，以讥讽朝廷更改科场新法不便也。

 “科场新法”指的是王安石将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取士。同书“与僧居则作《大悲阁记》”条亦载东坡供词：“意谓旧日科场以赋取士，赋题所出，多关涉天文、地理、礼乐、律历，故学者不敢不留意此等事。今来科场以大意取人，故学者只务空言高论，而无实学。以讥讽朝廷改革科场法度不便也。”苏轼对于王安石更改科场之法一贯持反对态度，早在熙宁四年（1071年），安石议订以经义取士之法时，他便上书加以反对（129）；该法实施后，便更屡言其不便。其他文人儒士对王氏的这一改革举措也不无反感情绪，如吕南公《与汪秘校论文书》云：“窃有所疑者，当今文与经家分党之际，未知秘校所取何等文耳？若尧、舜、以来，杨、马以前，与夫韩、柳之作，此某所谓文者。若乃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则某之所耻者。”（130）吕南公于熙宁中进士试不第后，“退筑室灌园，不复以进取为意”（131），其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耻于“场屋诡伪劫剽、穿凿猥冗之文”，亦即王安石改革场屋取士之法后用以取士的经义策论之文。可见，苏轼的反对意见具有一定代表性。当然，也不是所有旧党人物都反对以经义取士，如王安石的劲敌司马光就认为场屋以经义取士乃是“百世不易之法”。第四关是因政见不合而不容于时生发出的不平心境。《东坡乌台诗案》“与湖州知州孙觉”条记：

        轼作诗与补觉云：“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直须举白便浮君。”轼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是亦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

所谓“言时事多不便”既指新法不便，又指推行新法者多不具、多谗谤。同书“游杭州风水洞留题”条载苏轼供其“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句意云：“谓朝廷行新法，后来世事，日益艰难。小人务多毁谤，轼度斯时之不可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弃官隐居也。”以上仅大略归类例举而已。被勘治的苏轼诗文，对新法的诸多条例如免役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等多有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体现了苏氏反对新法的政治观点和情绪。而台谏兴狱治案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这与庆历台谏仅据王益柔《傲歌》中的“戏语”就深文周内显然有别。

苏轼以诗文讥刺新法与台谏据以兴狱治案，是不同政见之争的产物，而苏氏讥刺新法的作品，无论是否切中要害，或者属于“诽谤”，要皆体现了其“言必中当世之过”（132）的创作精神。《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谓轼“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堪称史家的评。讽刺与美颂都是儒家诗学的传统，其中的讽刺尤为可贵。因此，在台谏推治“乌台诗案”期间，张方平曾上疏营救东坡，疏中即以儒家经典为营救之资：

    自夫子删《诗》，取者讽刺，以为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出谤黩不恭，亦未见收而下狱也。（133）

张方平于庆历期间任台谏时曾参与弹劾王益柔《傲歌》“谤及时政”，并“列状请诛益柔”，但此疏却不乏理智。他以儒家文化中的诗学思想，肯定苏轼“讽刺”时事之作，并作为营救东坡的依据，这在儒家文化业已全面复兴的当时应该说是最具说服力的；也应该最有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儒家诗学乃至整个儒家文化精神在复杂而又残酷的政见之争面前显得很是软弱，无法挽救苏轼坐狱遭贬的政治命运。或许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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