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重要、却非主要或主流的地位。其原因主要在于二程创构起以“天理”论为核心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同现实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的儒家伦理统一于“天理”这一最高范畴，这最能体现理学、道学乃至整个宋学的时代精神和本质特征；而张载及其开创的“关学”以“气”为最高范畴，虽然横渠也讲“穷理尽性”，以维护义理为学术宗旨，但他所把“气”视为“理”、“道”、“性”存在的基础，“理”、“道”、“性”产生于“气”而又主导“气”，这样的理路就使得张载虽亦明确提出“立天理”，反对“灭天理而穷人欲”，体现了理学的一般特征，一定程度上适应并满足了当世社会的现实需求，但却未能体现出理学最本质的特征及唐、宋之际以来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根本性的现实需求，即要将“天理”直接展现在世人面前。
虽然对后世的影响关学远不如洛学，但二程在当世是盛赞张载“关学”的。他们认为张载之学不杂于异端，指出：
某接人多矣，不杂者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77）
二程、张载、邵雍、司马光五人，再加上周敦颐，被朱熹称为“北宋六先生”，这是对中国儒学史稍有所知者都耳熟能详的常识。而二程在这里称赞了周敦颐以外的其余几人，表明他们与张载具有相同的学派性，并都认同着基本一致的思想价值观念。而尽管史书上也有二程曾受学于濂溪的记载，但他们很少提到周敦颐，这又说明他们很可能对周氏杂于释、老二氏有所不满，并由之而难以在价值观方面与周敦颐其人其学相认同。这同后来朱熹、张栻、魏了翁等极力表彰周敦颐，将其视为理学开山的态度显然有着明朗的区别。这从一个侧面隐约反映出周敦颐其人其学在北宋的影响并不大，其在理学或宋明儒学史上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朱熹等人的竭力宣扬才得以提高的。
二程盛赞张载对于佛教的批斥，称：“释氏推其私智所及而言之，至以为天地为妄，何其陋也！张子厚尤所切齿者，此耳。”（78）这表明洛学与关学都严守儒学正统立场，对佛教则采取着断然的拒斥态度。承继洛学并将之发扬光大的朱熹，对张载批佛亦大加赞叹：“释氏心法起灭天地之意，《正蒙》斥之详矣。”（79）从张载、二程，到朱熹，绝大多数理学家都严厉批判了佛教，以维护儒家义理，而与三苏蜀学公然肯定“佛之道非一人之私说”的态度迥然有别。
此外，张载所作《西铭》一文受到了二程的大力推崇。程颐评曰：
横渠立言，诚有过者，乃在《正蒙》。《西铭》之为书，推理以存义，扩前圣所未发，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岂墨氏之比哉？（80）
认为张载在《西铭》中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之“推理以存义”的思想可与孟子“性善”论相比，都是“扩前圣所未发”，对于中国儒学乃至中华思想文化精神的培育作出了重大贡献。程颢亦谓：
《西铭》，某得此意，只是须得他子厚有如此笔力，他人无缘做得。孟子以后，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语。且教他人读书，要之仁孝之理备于此，须臾而不于此，则便不仁不孝也。（81）
其对张载《西铭》，有着与乃弟同样高的评价。这表明在追求仁孝等儒学义理方面，关学与洛学完全一致。并且，二程通过表彰《西铭》，并把《西铭》的意义概括为“理一而分殊”，以此批判墨子的“兼爱”说，指出《西铭》可以“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而墨子的“兼爱”说则“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义之极，义之贼也”（82）。这就不仅澄清了唐儒韩愈将墨子“兼爱”说与孔子“仁爱”说混为一谈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净化了儒学，而且，二程受张载启发而提出的“理一而分殊”这一重要命题，更从哲理上深化了儒学。
当然，洛学与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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