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本以仁爱抚天下，常用宽典，今一旦台中（台谏）蓄私憾结党，绳小过以陷人，审刑持深文以逞志，伤本朝仁厚之风，当途者得不疾首而叹息也！……舜钦年将四十矣，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入，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得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自以所学教后生，作商贾于世，必未至饿死。故当缄口远遁，不复更云。但以遭此构陷，累及他人，故愤懑之气不能自平，时复嵘·于胸中，一夕三起，茫然天地间无所赴诉。天子仁圣，必不容奸吏之如此，但举期无一言以辨之，此可悲也！（118）

所谓“累及他人”，即指参与祀神宴会的王洙等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属于范仲淹新政集团，只是在王振宸、章得象一党倾陷范仲淹一派即欧阳修自称的“君子党”中充当了替罪羊。其中唯有苏舜钦、王益柔同杜衍、范仲淹有着明显的党同之处，舜钦更具异常强烈的救弊图治、兴致太平的热望和政治理想。庆历四年五月，他作《上范公参政书》，对范仲淹的新政改革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仲淹变革之勇气“少衰，不锐于当年”，以致“今所建事，不合指极”，所谓新政缺乏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并附《咨目七事》，极论弊政当革，主张治标须治本，多所建树（119）。但在这场党争中，不仅连被苏舜钦批评为“不合指极”的新政很快失败，舜钦自己也遭谤坐狱，被革职为民。故其“不能自平”的“愤懑之气”非独在“进奏院案”“累及他人”而生，更主要的是来自他自己不幸的遭遇和其所受到的政治理想的重创。景祐三年（1036年），范党遭贬，苏舜钦作诗颂扬范仲淹、欧阳修、尹洙“大议摇岩石，危言犯采旒”的“直节”精神，并劝慰“吾君思正士，莫赋《畔牢怨》。”（120）《畔牢怨》及汉代扬雄所著；据《汉书·扬雄传》云：“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怨》。”颜师古注谓：“畔，离也；牢，聊也。与君相离，愁而无聊也。”舜钦以“莫赋《畔牢怨》”相劝，意即告诫范仲淹等不要为暂去国，愁而无聊。而他自己在获罪闲居吴门，面对被革职为民的命运时，“畔牢怨”则成了其所作《独步沧浪亭》、《冬夕偶书》、《西轩垂钓偶作》诸诗的主题。这种变化后了的心态，伴随着他度过了生命的余年。尽管庆历八年（1048年），朝廷恢复了其官职，并除湖州长史，其未上任，就在疾病与愤懑交加上弃世而亡了。

（二）“乌台诗案”与熙、丰党争

“进奏院案”开启了北宋党争以“文字”排击政敌异党的先声，在其后的新旧党争中，以“文字”罪人遂成定制。我们从中看不一丝一毫的民主政治意味。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载：

    汪辅之……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确）为御史知杂，摭其《谢表》“清有时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后数年，兴东坡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遣死岭外。

这几起文字狱均由台谏炮制而成。蔡确于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御史知杂事邓绾举荐为监察御史里行，至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除参知政事，其间历任御史知杂事、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史称其在此其间“皆以兴狱以夺人位”，并“屡兴罗织之狱”（121）。他曲解汪辅之《谢表》文字，使之坐“讥讪”之罪、降知虔州以卒，就是其中的一例。但蔡确于元祐四年（1089年）反被梁焘、刘安世、吴安诗等台谏罗织成“车盖亭诗案”，贬死岭南新州，这倒应了恶有恶报的俗语，很富有讽刺意味。从中不难想见熙宁——元祐时期，台谏对“文字”的监控程度和力度；无怪乎刘邠看了苏轼其寓其政治情怀的小词后，顿生担忧，旋作《见苏子赡所作不诗因寄》相诫：“灵均此秘未曾睹，郢客探高空自欺。不怪少年为狡狯，定应师法授微辞。”（122）该诗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四年以后，刘邠的担忧便成了现实。与汪辅之相同，苏轼于该年中每次因“文字”罹祸，亦由谢表引起：元丰二年（1079年）二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到任时循例进《湖州谢上表》，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舒亶及御史中丞李定等先后据以弹劾，遂成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何正臣奏曰：“臣伏见祠部员外郎、真史馆、知湖州苏轼《谢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惊叹。夫小人为邪，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烛，则其类自消。固未有如轼为恶不悛，怙终自若，谤讪讥骂，无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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