讹阙，要求学者取其是而去其非的疑经思想确有一致处。此外，三苏蜀学和二程洛学都反对王安石变法，尽管苏、程都各自有自己的改革主张，但对熙宁变法的作为均表示不满，故而都遭到了“新党”的排斥而被一例视之为“旧党”。此外，从思想文化角度看，更深刻地论究起来，二程和三苏都认同着儒家思想。二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三苏亦以仁义道德为重；虽然三苏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时，对儒、佛、道三家之学均有所汲取，但作为儒者的他们大量接受了儒家仁义礼智、群臣父子都是极为相似的，只不过，三苏把儒家伦理作为“道之继”和“性之效”，认为仁义之善是“道”、“性”的派生物而非“道”、“性”之本身，这与二程直接把儒家思想、尤其是其仁义礼智伦理道德等同于“道”或“性”的思想有所区别。此即所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可见吾儒之学博大精深之气象也。惟其本质有同，故而尽管三苏大量汲取了释、老二氏思想，但对其弊亦作出批评，认为佛、老“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101），这与二程批判佛、道的出世主义颇有相通之处。正因为蜀、洛之学本身即存在着一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所以，南宋理学家魏了翁才能够既继承和发展二程洛学，又能够接受三苏蜀学，成为“会同蜀、洛，上通洙泗之一源”（102）的人物。综而言之，蜀、洛两家对儒家思想的认同乃是其主要相同或相似之处，但双方就从儒学传统立场上来考量，仍有其认同程度上的区别。
四、从“进奏院案”、“乌台诗案”看党争下儒者文士的遭遇和命运
近年以来，颇有些史界同仁认为北宋党争极具近代民主政治意味，知识分子可以在这种政治氛围下畅所欲言。但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里，试通过几个具体史例来予以解析：
（一）“进奏院案”与庆历党争
庆历党争由范仲淹新政所致。仲淹新政在“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103）的激烈党争中很快归于失败，而参与新政的儒者文士则在政敌王益柔《傲歌》炮制的文字狱——“进奏案”中被一网打尽。《宋史纪事本末》卷二九《庆历党议》载：
（杖）衍好荐引贤士而抑侥幸，群小咸怒。衍婿苏舜卿（钦），易简子[孙]也，能文章，议议稍侵权贵。时监进奏院，循例祀神，以伎乐娱宾。集贤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于席上戏作《傲歌》。御史中丞式拱辰闻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荐而舜钦又衍婿，欲因是倾衍及仲淹，乃讽御史鱼周询、刘元瑜举劾其事，拱辰乃张方平（时为权御史中丞）列状请诛益柔，盖欲因益柔以累仲淹也。
事发于庆历四年十一月。该年初，范仲淹发起的以改革为中心的新政全面展开，宰相杜衍、枢密副使富弼及韩琦为之辅助，但遭到了反对派枢密使章得象、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人的反对，加上夏竦“怨（石）介斥己，又欲因以体面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习成，……且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革，飞语上奏。帝虽不信，而弼与仲淹恐惧，不自安于朝”（104），范仲淹遂于当年六月离开了朝廷。但反对派犹未甘心，以《傲歌》为奇货，炮制了这起文字狱，借以倾陷范、杜，将新政官僚一网打尽。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庆历四年十一月甲子”条，结案后，苏舜钦、王益柔及与苏、王同席的“当世名士”均遭贬斥：监进奏院右班殿直刘巽，大理评事、集贤校理苏舜钦并除名勤停；工部员外郎、直龙图阁兼天章阁侍读、史馆检讨王洙落侍讲、检讨，外黜知濠州；太常博士、集贤校对理刁约通判海州；殿中丞、集贤校理江休复监蔡州税；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监复州税，并落校理；太常博士周廷隽为秘书丞；太常丞、集贤校理章岷通判江州；著作郎、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吕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让临宿州税；校书郎、馆阁校勘宋敏求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事；将作监丞徐缓监汝州叶县税。对此，“民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105）随之，次年正月，杜衍罢相知衮州，范仲淹罢参知政事知汾州，富弼罢枢密副使知郓州；三月，韩琦也罢枢密副使知扬州；五月，欧阳修愤而上书，为他们作辩扩，然遭谏官钱明德弹劾，“下开封鞫治”，八月，“犹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降知制诰，知滁州”（106）。至此，新政官僚全部被贬出朝，庆历新政宣告失败。
按：王益柔今存“醉卧北极遣帝去，周公孔子驱为奴”（107）一联，纯系酒后“戏语”，而台谏却“希望沽激，深致其文”，指为“谤及时政”，“列章墙进，取必于君”（108），终成大狱，借以将范仲淹为核心的新政集团一网打尽，根除了其在朝势力。至于王拱辰、张方平、鱼周询、刘元瑜等台谏之所以能以这种“过激”行为取信仁宗，彻底击败异敌异党，则一方面乃基于以“人主之耳目”为特征的台谏制度以及由仁宗“优容”而成的台谏“必以诋讦而去为贤”的性能与势力，另一方面，还有其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即与庄献明肃刘太后驾崩前后由仁宗亲政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