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学术流派，故而相互间的分歧及由之而产生的互相批评、责难还是存在的。譬如，二程对张载以“太虚之气”宇宙本源的思想提出批评，指出：“立清虚一大为万物之源，恐未安。”（83）所谓“清虚一大”即张载的“气”之本体。他们批评张长以“清虚一大”为天道、为宇宙万物的本源，认为这种讲法于义理“恐未安”；在他们看来，“清虚一大”只是器，而绝非形上道。他们从其自身的哲学立场出发，把张载的“太虚”即“气”改变为“太虚”即“理”，根本否定以“太虚”即“气”作为宇宙的本源，而坚持以“理”为宇宙的本体。这体现出二程洛学的“理”本论哲学同张载关学“气”本论的原则分歧。不过，在这种批评与责难中，二程对张载的气化论仍有所汲取，并以“气”作为生万物的材料，认为“万物之始，气化而已。”（84）他们在“理”本论的前提下讲“气”化生万物，这显然是对张氏思想的汲取。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上，不同学术流派既相互责难，又互有影响、各有借取，这样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乃是常见现象，不足为怪。不过，由于二程对张载批评甚烈，且经朱熹弘扬，二程一脉理学蔚为大宗，这就使得张载关学的影响日渐减小。如果说张载殁后不久，其弟子吕大临等即已入而从师于二程，那末，到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以后，关学就更几成绝响了。
再述二程洛与学王安石新学的关系。
这是一个颇难分疏而又很值得一述的话题。大体说来，洛学与新学是同时并存的两大家，新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一度成为北宋后期的官学；洛学的产生和发展直接处于与新学交往的环境之中。两家学术各具特点，既相互影响，又互有批评。进而论究，包括洛学在内的宋代道学诸流派的产生均受到王安石变法的影响，但由于学术宗旨、政治见解上的差异而使得王安石及其变法与其新学又遭到几乎年有宋代道学家的批评和责难。宋代道学（尤其是理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与批判、否定、排斥王学分不开。换言之，正是在批判、拒斥王安石新学以及旧的注疏之学的过程中，理学才逐步成为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正统思想。
把据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的关系，应充分注意两点：一是洛学与王学有相通之处，二是洛学与王学存在着差异。二者缺一，均不能准确、客观地认识和把握洛学与王学的关系。
洛学与王学相通处主要表现在两家学派均属于宋学阵营，它们都提倡义理和道德性命之说，均反对经学史上的章句训诂之学。在经学变古运动中，新学代表人物王安石对训诂注疏之学提出了批评，修撰《三经新义》，为熙宁变法提供理论基础，以代替旧注疏；并用经义试士，废除了以诗赋取士和繁琐的记诵传注经学。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北宋朝廷改革了科举制度，规定“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通过王安石的义理之学与二程的义理之学存在着某些区别，但二者同属宋学范畴，而又都共同批评汉学考据，这是双方的一致之处。二程以义理解《理》，企图从中寻求经书中的“道”，这除了借鉴王弼、胡瑗的思想外，还受到王安石的一定影响。程颐说：
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85）
程颐之所以要求学者看王安石的《易解》是因为他与王安石都属于宋学之义理学派，对汉《易》之象数学均持排斥态度。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二程与王安石在提倡宋学义理，反对汉学考据方面具有相同性。
就对当世社会危机的体认而言，二程与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试图通过变法革新来挽救北宋朝廷积贫积弱的局面。早在熙宁变法以前，二程就提出了一系列变法改革的主张，上疏朝廷要求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实行改革。一些变革主张甚至与王安石的变法思想非常相似。并且，在熙宁变法初期，程颢还参与了具体的变法事务，作为属官被派往诸巡察农田水利赋税等情况。他还上书朝廷，请神宗树立信心，毅然决然地把变法更张坚持下去。这些方面也都表现出洛学与王学的相同之处。
凭实而论，如果忽视了两家思想相互交往及其相通之处，不仅不能客观地正视思想史上的事实，而且难以明了宋代理学之所以崛起的社会背景。但另一方面，又不能不看到洛学与新学两者相区别的本质差异。二程及后起的理学家之所以严厉批判王安石新学，就因为王学与理学毕竟存在着具有本质上的区别。
洛学与新学的本质差异，体现在哲学理论上便是二程所倡之“道”与王安石所倡之“道”的区别。二程以“道”为“理”，“道”作为观念性的无形无声无臭的宇宙本体，其内涵便是儒家伦理。程颐谓：
道之大体如何求？某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于此五者上行乐处便是。（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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