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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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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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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思。
通过“顺天时”来“尽地利”，这是古人适应自然规律，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和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举措，其中自然包括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把握。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试图通过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来达到一种稳定的生存境界。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大概长期的探索使他们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或部族）稳定的需要。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很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农业和哲学上的“三才”[②]学说的产生就渊源于此。很显然，“因时禁发”以达到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理性产物。
当然这种气候上的特点只能说明为何要因时而动，即为何要采取“因时禁发”的方式，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合理利用的观念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则需从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
上面提到，在农业出现以前，野生生物资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来源。《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很生动地道出了远古人类的依靠采集和捕捞野生动植物作为食品的生存方式。后来虽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减弱了对野生生物资源的直接依赖，但是，野生生物资源在保证人类生活资料的稳定供给以及维持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有许多采集和渔猎的记述就是很好的说明。此外，羽毛、齿革是当时人们重要的财货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这样写道：“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鼉鱼鳖鳅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10]明显地把野生生物资源和农业生产混同考虑，都作为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生物资源在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对之进行合理开发和采取合适的管理很自然就被提到古人的议事日程。《商君书·画策》中说：“黄帝之世，不麛不卵”。提出在黄帝统治的时代，人们就不捕猎小鹿的捡鸟蛋。鹿是古代最重要的狩猎兽，因此常被前人当作山兽的象征；卵是一切禽鸟发育的基础。显然该书作者认为黄帝的时代即开始鸟兽的繁殖。这究竟是事实还是后来的政治思想家给古人设的一块黄金招牌，借古代的圣贤来点化当世的冥顽，推行自己的主张，现在已难稽考。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合理生物资源的观念产生是非常早的。
现代民族学的研究表明，游牧民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鄂伦春族）为持久稳定地获得生活资源，一般都会有意识地保护动物资源的繁殖生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出现相应的管理制度也是很早的。《左传·隐公五年》提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君）不射，古之制也”。这里说的是“古制”，应当有一定的历史。至于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强调历史上的这种“礼制”，则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导致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迅速加强，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统治阶级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促使不少山林薮泽被开垦和破坏。除农田面积的增加外，也造成局部环境问题的产生。当时这种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如焚林而猎，放火烧荒等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现象的出现，不断引起当时政治思想家的严重关注。《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惧，自将众辄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为了猎物置都城的安危都不顾，可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不难理解人们不断地重申古制和制定相应的“礼”和“法”来阻止“不良”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当时一些学者在资源保护方面是很有见识的。《管子·八观》中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愽，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提出尽管生物资源丰富，也必须合理利用，注意保护。而且强调要根据时令，结合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保护生物的再生能力。《管子·四时》指出自然万物是：“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与之相适应的做法是：春天“无杀麑夭，毋蹇（拔）华绝芋”。夏天“令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同时期的荀子也重申“圣人之制”，倡言在草木生长期和繁殖时不要采伐，“鼋鼉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11]。战国末年，先秦学术的总结性著作还引据过前人的一段话：“竭泽而渔，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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