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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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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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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2]充分表明人们早就认识到掠夺性的开发方式终非长久之计。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对破坏资源的行为都进行了谴责。郑国人在求雨时伐木，招来子产（公孙侨）的斥责。鲁国国君企图大兴土木修造宗庙殿堂的时候，晏子（婴）马上劝阻这种行为，认为这是“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13]的行为。把破坏资源看成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并有违天意做法。可见保护资源在这个政治家心目中是维护人民利益和顺从“天意”的行为。
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相应的就出现农业的环境保护问题。物种的多样化当然是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生态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使自己的生活来源更加安全和可靠，这无疑是当时人们产生“种谷杂以五种”这样一种合理农作方式的原因。
三．古人在自然保护方面的措施
正因为人们对环境保护有较深的认识，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人们的认同（上述里革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通过教育和管理来达到这种目的。正如一些政治思想家所称颂善于为政的那样：“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14]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与《易·系辞下》那段话的因果关系。古代似乎很早就开始了“作制”“立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古代很早就设立“虞”，据说在舜曾让“益”任此职。荀子指出：虞师的责任就是“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15]。《周礼》提到的有 “泽虞”、“兽人”、“迹人”、“山师”、“川师”等管理自然资源的职官；《呂氏春秋》也提到“野虞”、“水虞”和“渔师”等类似的官名。
此外，人们很早就设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相关的行为来使生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除《国语》、《左传》提到的古制之外，《周礼》和《礼记》都有不少这样的条文。礼虽然主要是以道德规范的方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其在古代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有学者指出：“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16]。礼是伦理的重要部分，是不成文的法典；有关伦理道德也是由礼衍生的。
关于这些环境保护的条文，比较系统地体现在战国末年成书的《呂氏春秋》一书中。其中颇有“顺时立政”的意味。书中写道：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季夏之月：令漁师伐蛟取鱉，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
孟秋之月：鷹乃祭鸟，始用行戮。
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則伐林木，取竹箭。 至迟在进入战国以后，人们还在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法律来确保生物资源得到保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早法律是秦代的“田律”。这条法律见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内容如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魚鱉，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维不幸死而伐綰享(即棺槨)者，是不用時。”[17]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春天二月，禁止烧草作肥料，不准采伐刚萌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魚和設置陷阱和网捕捉鸟兽，直至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突然死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
有这样一些措施，古代的自然保护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并且一直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四．古代自然保护得以延续、发展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自然保护的相关举措在古代社会中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并得到发展。尤其是生物资源的保护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当然与资源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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