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夏的对外战争中，天文星占常常发挥重要作用，战争中发生的异常天象常被认为预示了战争的胜负，西夏军事决策者对此非常重视。德明精天文，相信星占，天文星占对其军事行动产生了较大影响。1009年十二月，德明出兵侵甘州，恒星昼见，德明因此而退兵；1030年九月，火星人南斗，当时民间流传“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的谣言，德明很担忧，出居贺兰山禳之；1032年七月，镇星犯鬼，加上大风扬尘拔木，德明对此星象颇感不吉利，因为鬼宿在分野上正属西夏所在的古秦雍之地，而镇星(土星)是星占中的灾星恶曜，照临国家分野，代表国家有灾难之事。德明就想把这个灾难移到凉州身上，故祝曰：“凉州其当之乎？”这是禳解中把灾难移到其他地方、其他人上的常用做法。加之此月据《长编》卷一一一记载，太白昼见经月，星占主有兵事，利于进兵。这些天象因素可能是德明决定用兵凉州的原因之一，九月攻取凉州[1]108、128、130。

宋朝也非常重视星占在军事中的作用。田锡在《上太宗答诏论边事》中，把星占列为军事行动中的重要举措，认为应引起相当重视：“虽天道远而难知，然昭昭垂象纬者，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曾公亮的《武经总要》是仁宗时编辑的一部兵书，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后志》称：康定中，朝廷恐群帅昧古今之学，命公亮等采古兵法及本朝计谋方略，凡五年，书成奏御，仁宗御制序。这部书实际是朝廷编给将领们的军事教材，仁宗序中说：“考星历，辨云气、刑德、孤虚，推步占验，行之军中，阙一不可。命司天监杨惟德等参考旧说，附之于篇。”[2]仁宗皇帝御制序认为星占是军事行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令司天监杨惟德参考前代占星等著作写成关于占候的内容。其中的星占包括太阳占、太阴占、陵犯杂占、日辰占、五星、二十八宿次舍、诸星占、星变等内容。书中讲到对星占的态度：“叙曰仰观天文，著在图籍，昭昭可验者也。七曜所行，经星常宿，次舍陵犯，飞流斗蚀，晕璚背穴，抱珥虹霓，迅雷妖风，怪云变气，皆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犹影之象形，响之应声。”一方面承认星占在军事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不可牵于禁忌、泥于小数，提出“胜决于人事，参以天变”的原则[2]卷一六，占候一。

宋代许洞的军事著作《虎钤经》也专门讲到战争中对星占的重视：“凡诸星宿，中外罗列，上周天盖，隐见变化，下应人事；七曜往来，以为经纬，灾变之作，实在于兹。凡为大将，不可不详察星位，以括休咎焉。或兴受命之符，或起败亡之兆，鲜不由此矣。”[3]卷一四，占星统论第一百四十二不仅要知道星象的变化，还要细考其躔度、分野，以辨方位，有利于作出正确判断：“行师之际，五星伏没迟顺，两曜盈亏薄食，飞流示变，孛彗为妖，既知之矣，必审必详所居躔度焉。其躔度既详之矣，必审所管分野焉，苟如是方可以精别灾异，顺其举动而已矣。”[3]卷一六，分野统论第一百五十六某些异常天象对于宋朝对西夏的军事、国防政策产生一些影响。咸平二年闰三月，京西转运使朱台符应诏上书真宗论彗星旱灾。他认为彗星的出现警示了西夏、辽的军事威胁，建议在秦陇宋夏边境置义军，这样既加强边境地区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又节约了军事开支[4]367—368。

熙宁十年，张方平上书反对神宗用兵西北，历举神宗朝薛向、韩绛、王韶、章惇、熊本、沈起、李宪用兵西夏之事，认为即使凯旋奏捷，拜表称贺，不过“赫然耳目之观”，并借日食、星变等天象灾异批评神宗用兵[5]7007—7008。神宗对张的直言很感动，但并未听从。

元祐六年十一月庚午，“御批：十一月二十八日夜，太史局等处奏有客星初出，在参宿度。参宿在晋分，今河东是也，窃恐昨夏贼打劫麟府路，杀害人民掳掠人口孳畜不少，朝廷虽体量赈济，亦虑体量不实，赈济未得仔细，及将来本路粮食别致阙乏。三省枢密院商议合如何施行，此亦应天一端也。”这是哲宗将参宿的客星天象与西夏在边界麟府路的军事进攻和掳掠相联系，准备进一步加强对被掳地方进行赈济；壬申，“吕大防因言：‘闻有客星在昴毕间，臣等不敢呼日官问，不知已退未？’太皇太后曰：‘未退。’大防曰：‘毕主敌兵，恐是今有西事，应见于天，由此观之，人事不可不谨。’苏颂曰：‘毕主赵地，恐事在北界，亦不可知。’太皇太后曰：‘已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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