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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历史与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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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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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是怎样的联系，这是一个恒久的问题。过去两个世纪中，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生产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了一般理论框架，值得引鉴。透过制度分析的视角，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困境，尤其是改革前“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得到了新的阐释：中国经济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得到了新的认识。
【关 键 词】制度/经济发展/制度创新
【 正 文】
经济发展与一国制度结构有无联系？如果有，是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长期以来被视为“黑匣子”的东西。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不愿向匣子里看，而宁肯把这些内容舍象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传统作出了扬弃，他们研究“生产的制度结构”，试图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把人们的关注焦点重新集中到黑匣子内部。在他们的研究里，有两条并行不悖且互相关联的思路：其一是对生产组织绩效的比较研究，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原则推广到了关于供给和需求本身如何受家庭与企业内部制度影响的原则，并且表明，服从某种最大化约束的经济人关于各种制度的选择都受到交易成本结构的影响；其二是对西方世界历史的经济阐释，由此建立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
一、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
（一）生产制度与经济发展
谈到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回顾到亚当·斯密所作的开拓性分析。斯密的研究首次把经济学的重点集中到生产领域，把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劳动分工。他所说的劳动分工不限于企业内部的分工，而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安排带来了三个直接好处，即由减少转换工作所节约的时间，由专于同一工作所造成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和由工作的单调性和知识积累所产生的发明工具的可能。表面上看，这些优势都导致直接生产成本下降。然而更重要的是，分工制度在经济领域中引入了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表明企业内部契约安排有可能带来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和知识信息存量的扩大，从而降低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这种思路在此后得到了许多发挥。一般地，生产过程越是复杂，分工越细致，则对专门化生产工具要求越高，迂回时间可能越长；但分工反过来又促进专门化工具的发明与创新，使得生产方式中资产专于某个用途，从而效率大大提高，迂回时间也得到节省。可见，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而迂回时间的节省则降低了生产中的交易成本。
自本世纪20年代艾林·杨总结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定理〔1〕之后， 逐步形成了企业生产制度与市场交易制度之间在一定时点上互为限制互为替代，但在时间序列上互为补充互为推动的新观念，从而把分工制度更紧密地与整个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分工所带来的知识技能也被归纳为“边干边学”，成为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中不断予以探讨的重要内生增长因素。许多学者指出，分工的好处是动态的，一方面促进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生产中工人的集中减少信息成本，强化社会分工，进而为市场发展和社会一般性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多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以分工制度为出发点，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枢纽的收益递增经济发展模式是斯密理论的现代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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