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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历史与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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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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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接近，而经济发展水平却大相径庭的结果。
在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和以集中资源配置为核心的经济制度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经历了一场巨大变革，形成了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相一致的“计划文化”。中国历史上积淀千年的传统文化，经“五四”运动之后被改造成带有新兴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新文化，但由于经济制度仍未摆脱封建性和殖民地性，政治制度仍然割据分散，因此新文化运动没有改变自然经济时代的文化基础。建国以来，政治上的统一和高度集中计划化的发展，促进了文化制度的变迁。在前“文革”时期，“计划文化”的主要特征是集体主义，人们建立了完全信赖的相互关系，在经济建设中舍小我为大公，这种强大的热情成了高速经济增长的“润滑剂”和“发动机”。然而在集体主义背后，也出现了一些“等靠要”，依赖政策和上级指示，好大喜功，不承担具体责任，缺乏主动创新精神等问题。到后“文革”时期，由长期阶级斗争注入到文化中的怀疑主义、自我否定和互不信任等意识强烈，逐步演化成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文化，比如各地方各企业的本位主义、国有资产“无人所有”“大家拿”等思想。同时，“计划文化”中还残留了许多传统文化因素。一方面，传统文化中以家为核心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观念十分深入人心，因此从国家到人民都对失业、物价上涨等不均或不安现象极为反感，于是奠定了全民就业和物价固定的长期政策基调；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强调亲疏有致、上下有序，由此决定了分工不能完全服从经济效率原则，市场事实上依赖于人际关系而发展，价格脱离真实成本，进入每个人成本核算的不只是或者主要不是经济成本。这使得市场即使存在，也是有名无实，成为交易成本极高的非经济关系的载体。此外，传统文化中“农本商末”，“学而优则仕”等观念使人们在意识深层排斥商品交易活动。这便是市场经济长期得不到发展的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改革前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它尚能集中社会资源并调动集体主义热情时，是能够取得高增长速度的，但是随着集中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越来越高，非市场经济的文化逐渐滋长，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结构畸形、效率低下、激励不足的“高增长低发展”困境之中。
三、制度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从制度角度看，不同的制度安排会产生不同的理性经济反应，进而产生不同的经济绩效。然而，当现有制度安排既无法为经济行为人带来与其努力相应的收益，又无法确保经济制度有效运作时，人们会通过长期集体学习，在经验与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达成新的有关制度的思维模式，从而谋求改变现有制度安排和正规规则，以此影响人们的行为反应和经济绩效。改革本质上是一场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过程，其主旨无非是通过改变旧的制度规则，建立新的制度规则，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为论证制度创新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其中农地制度改革即是一个检验与扩展理论认识的“试验场”。
70年代末期，经过30年“集体学习”的农民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还是单干好”的道理，于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先是在少数贫困地区秘密萌生，而后政府由反对、默认直至正式批准，这是中国经济史上罕见的一场诱致性制度创新。尽管具体做法不尽相同，但是这种新制度安排具有以下共同性：（1 ）强调集体土地只是分包给单个农户，相当于一种“租赁制”，而土地所有制不变；（2 ）都选择了“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归自己”这种契约结构；（3 ）都使家庭再次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决策单位。不难看到，这场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包含着丰富的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选择。首先，强调土地所有制不变，这就减低了当时积习颇深的“一大二公”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一创新的阻挠，也防止了土地分包过程出现混乱无序现象，从而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政治成本；其次，强调保证国家与集体所得，这就承诺了原农地制度结构中有关利益各方不因这场变迁而遭受利益损失，而农民对创新的效益后果负有全部责任，这就降低了创新的经济成本；最后，强调以家庭为基本生产组织也是最经济的选择。这是因为，通过土地和生产要素在各农户间平均分包，适应了具有传统平均主义意识的农民心理承受能力，降低了创新的文化成本；同时，由于家庭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和剩余索取权，那么这个生产组织内部就不存在计量与监督问题了，节省了新制度的运作成本；此外，包产到户并未改变以农业劳动力计算的土地经营规模，并且提高了单位土地利用效率，切实保证了农民的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因此，联产承包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1978—1984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总增长率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2.23％和7.7％，为建国后最高水平，充分证明了有效率的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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