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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历史与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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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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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
一国政治法律制度制约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作用于经济绩效，这样的观念也得首先归结到斯密所建立的“经济人”思想上。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的自利即是其行为理性的保证。他一方面指出建立合适的法律结构和完善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家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应该仅仅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在其中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自由行动，并且他认为这样的制度结构会自动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无为而治”。哈耶克可以说把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推崇到近于极端。在他看来，完全的经济自由和真正的个人主义能够产生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机制，即非强制性惯例。个人宁愿遵从惯例互相协作，而不愿意政府干预。由此推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强制尽可能地削减，直至形成哈耶克所谓“自发秩序”。
阿罗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满足不同个人的经济需要？他的结论是：从逻辑上讲，人们不可能建立完全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制度，亦即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的论证大致是：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偏好进行分类的共同标准，又假设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选择项，那么人们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阿罗定理表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多种现行政治制度的经济效应主要是负面的。
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则带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建设性色彩。他们指出，西方经济的困境与其说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破产，不如说反映了西方政治结构的彻底失败。政治权利的分配并不比经济权力的分配更平等，现行民主政治制度最终给利益集团的权力远大于给纳税人的权力，这样的结构是上个世纪根据适合产业革命初期条件的政治技术设计的，可是一直没有改进，以致在一系列内在不平衡作用的冲击下，现代国家的增长只能有害于市场和经济发展了。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时代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三）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
关于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阐述表现在两个不同角度上，一个是以道德伦理观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影响，另一个是以习俗、习惯、知识等形式累积下来的非正规规则对人们经济行动的约束。
最早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是斯密。他认为经济关系同宇宙一样，是看得见的现象与事件的不完全流动，是一种可用“无秩序的秩序”来加以解释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能量守恒定律”。据此，经济生活中表面上的混乱无序可以通过市场主体的自我矫正而导向有序，结果是每个人都较以前更加富裕，而不是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也就是说，财富增长不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
马克斯·韦伯对社会文化制度作了广泛的分析，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含义丰富的文化范畴。在西方世界，典型的精神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应该用于增殖、善于付给别人钱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等，总结起来便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哲学。这种贪婪哲学一经从神学的轻蔑中释放出来，就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甚至成为具有信誉的正直人的理想。这种社会精神所劝诫的不仅是取得经济成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伦理规范，谁要是违反了它，就被视为忘记了他所应付的义务，而不是愚蠢或懒惰。他认为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使得西方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有规则的市场，使人们合法地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从而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得到发展，也正是由于缺乏适宜的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的文化制度相支持。
就文化知识的累积和沉淀而言，它们通过建立起一些习俗惯例，构成了经济生活中非正规的、然而可能十分有效的约束。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即是对非正规约束所能达到的结果的高度概括；熊彼特也认为，如果没有习惯的帮助，人们一天也无法工作，甚至于无法生存；诺思称习惯性行为具有制度的功能，它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文化是知识与信息的载体，知识与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不是无所不知的，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需要通过“集体学习”把知识、信息、价值观念及其它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一代代传下去，这个过程蕴含了大量非正规规则的形成和信息的传递，体现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制度障碍
回顾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人们不禁困惑：为什么政府有着强烈的富国强民愿望，人民也付出了艰苦努力，可是经济发展绩效却差强人意？在此我们试图从制度角度分析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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