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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历史与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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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0:2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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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同时对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作出一个重新阐释。
统计表明，中国在1952—1978年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7.9％、8.2％和6.0％，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韩国、台湾的速度也相差无几。然而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很不稳定，波幅相当大，GDP增长率在1963—1965年（14.9％）与增长最慢的二五期间（－2.2％）相差17.1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极不均衡，1952—1978年工业年均增长11％，商业为4.2％，农业仅为3.2％；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居民消费指数与国民收入指数差距甚大；中国人均GNP 一直很低，到1978年仅210美元，没有突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确定的265美元的低收入国家界限，而当时亚洲四小龙人均GNP早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了。由此可见，中国改革以前高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很低的发展水平。为什么会出现“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这是发人深思的。
建国以后，中国在政治上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摆脱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遭受外辱的状况。为了在极低的起点上建立起与政治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政府采取了统一决策机制，力图赢得较快经济增长，实现赶超目标，这决定了必须在全国建立起以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
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是对旧中国汪洋大海般的自然经济和正在萌芽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制度的否定，它的建立依赖于两条途径：一是人为扭曲价格。尤其是为了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工业企业的创建成本，实行了工业投入品人为低价格供给、资金信贷低利率和低汇率等政策，致使市场经济所藉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主要价格杠杆都失去效力，同时人为助长了对投入品、资金和外汇的饥渴式需求。这些领域中持续普遍的短缺局面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中资源配置的必要性。二是人为地隔离城乡联系，取消了城乡之间长期形成的带有易货性质和一定商品经济成分的社会经济往来，把农业剩余强制性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农产品价格大大低于价值，农村劳动力终身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率停滞不前。这样，固有的城乡结构二元化问题被进一步地强化，农业剩余的高度集中为集中资源配置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
实行集中资源配置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以整齐划一的秩序性来克服自然交易与市场交易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从而最方便地使资源配置适合于计划的需要。然而，这种设想低估了配置全社会资源所需的信息量，低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结果集中资源配置实际上忽略了信息的收集、贮存和整理等过程，把主观意愿的配置格局刻画到现实中去，这就蕴含了很大的风险，即由于信息不完备，资源配置计划可能有错误，同时由于没有信息反馈，出现的错误可能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以致一错再错，直至不可收拾时再幡然悔悟，改弦易辙。因此，集中资源配置制度事实上是实施成本很高的一种安排，特别是在价格已丧失显示与传导信号的功能的情形下，这种成本就更高了。
与集中资源配置制度相应的是纵向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统一分配制度。统一管理制度意味着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到如何生产的问题都是统一决策的，企业既无权支配投入要素的质和量，也无权支配产品的去向，更无权支配利润的分配。因此，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养成了严重依赖上级计划的惰性，成为完成计划指标的机器。统一分配制度，一方面体现在为满足资金配置的需要而长期压低消费基金，另一方面体现在每个人的工作都由统一安排所固定，工作收入在农村是刻板的工分制，在城市是固定的级别工资制，人们逐渐习惯于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不足。这样，在各个生产层次上，人们既不具有也没有必要具有对市场价格作出反映的经济理性，仅存的“理性”恐怕就是在监督与计量不严格和利益相关性极低的条件下，企业和生产队选择了不问产出效率、不问需求状况和不问技术创新的盲目生产和产量浮夸，职工和农民选择了固定收入下的闲暇极大化和对产出质量、效率的漠不关心。中国的生产经营尽管生产成本可能不高（由于职工工资低），但是基于上述激励弱化和大量存在的机会主义、逃避责任、偷工减料、出工不出力等现象，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其实很高。这种特征决定了生产经营过程只是效益低下的数量扩张。以全要素生产率计，中国在1952—1981年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2％，占经济增长份额的8％，而同期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5％，已构成经济增长份额的31％，韩国1955—197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年递增5％，已构成经济增长份额的57％。可以说，正是生产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上的差距，造成了中韩两国经济增长速度尽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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