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与宋之间，是否奉宋正朔是衡量二者间关系的一个指标，服则奉正朔，叛则不奉正朔。宋初，“西夏自保吉俶扰，羌戎不知正朔几十年。德明遣供使表请，真宗以新历并新历赐之。初，诏延州牙校赍往，比闻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待朝命，乃命閤门祗候往赐，德明受而行之。”[1]105李继迁在和宋战争期间是不奉宋朝正朔的，宋真宗景德三年，李德明接受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封号，宋夏迎来一个和平时期。景德四年，李德明即奉宋朝颁定的仪天历，这是西夏奉宋朝正朔的最早记录，德明茸馆、修道路以受赐历法，宋朝起初派牙校前往赐历，后改派閤门祗候前往赐历，显示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万年历》垂三十年”；天圣元年，真宗命司天张奎制成《崇天万年历》，“未及颁，而囊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李元昊叛宋称帝，不行宋之正朔而自制历法。元昊设立“大恒历院”编制颁行历法，元昊显然认为唯有颁布自己的历法正朔才是拥有天命的表现。仁宗庆历四年，宋夏达成和议，元吴称臣，宋册封元吴为夏国主，庆历五年复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1]209。

此后见于记载的宋赐历西夏有：英宗治平元年赐西夏谅祚治平二年历日[8]卷二三，赐夏国主历日诏；元丰八年，哲宗刚即位，即诏：“夏国遣使进奉，其以新历赐之”[6]运历一；哲宗元祐二年，宋册西夏李乾顺为夏国主，双方互有和战，元祐四年仍赐李乾顺元祐五年历日[9]卷二六，赐夏国主历日诏；元符三年徽宗刚即位，又赐西夏元符四年历日[10]922，实际上并无元符四年，次年即改元建中靖国元年。这一阶段虽然宋夏之间战争不断，但名分上西夏仍臣属于宋，奉宋之正朔，故宋赐历于西夏。

但可能这种赐历并不是连续的，在双方激烈对抗的时候，赐历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绍圣四年，宋筑平夏城扼制西夏，乾顺则侵宋大理河东葭芦河境上空地，双方关系又变得很紧张，宋“诏罢赐西夏历日”[5]11527。北宋灭亡后不久西夏就停用宋朝历日，“故事：每于上年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1]396，这其实是南宋完全无力经营西北的一种无奈之举。

历法颁赐还可以反映宋夏在西北沙州地区的军事争夺和势力消长。沙州曹氏政权也曾接受宋的颁历，奉其正朔。据邓文宽研究，敦煌地区瓜、沙二州，唐德宗兴元以前一直用唐历，吐蕃攻陷敦煌地区以后，王朝权力象征的历日无法颁行，从这时起敦煌地区开始自编历日，即所谓“小历”；建隆二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遣使入贡；太平兴国五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卒，其子曹延禄遣使入贡，宋让其继任归义军节度使，对沙州曹延禄的拜官诏书中称：“奉正朔以惟恭，修职贡而不怠”[6]蕃夷五之一[10]943，大概就是在这前后宋王朝开始向敦煌地区颁历，敦煌地区又开始有中原王朝正式颁赐的历法。敦煌遗书中S0612“宋太平兴国三年戊寅岁应天俱注历”，其正文首书“大宋国”，下有“王文坦请司天台官本刊定大本历日”字样[11]513，其底本可能就是宋的赐历。这种颁历可能一直持续到仁宗景祐三年西夏攻陷敦煌地区前后。即使西夏攻陷敦煌地区以后，沙州也曾多次遣使入贡，保持与宋朝的联系；与此相应，宋朝的纪年还在使用，敦煌莫高窟第444窟窟檐外北壁，保留一则淡墨汉文题记“庆历六年丙戌岁十二月座□神写窟记也”。庆历六年距西夏攻占沙州已10年，仍使用宋朝纪年而不用西夏纪年，表明敦煌仍认同于中原的大宋王朝。这种联系一直保持到皇祐四年，此后沙州就没有再向宋遣使入贡，宋朝纪年的题记也不再出现，而西夏纪年的题记开始出现，最早的西夏纪年题记是一则汉文墨书“天赐礼盛国庆二年”的题记，位置在莫高窟第444窟开宝九年所修窟檐门南柱内侧。天赐礼盛国庆是西夏惠宗李秉常的年号，国庆二年是1071年，这时距西夏攻占沙州地区已经30余年。西夏纪年取代宋朝纪年表明西夏到这时才更有效地控制了敦煌地区，而宋对敦煌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则逐渐消失[12]209—229。对敦煌地区颁历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夏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消长。

西夏历法深受宋的影响，即使南宋停止向西夏颁历，西夏境内流行的历法在格式上和宋朝历法没有什么不同，黑水城5229、5306、5285、8117、5469等西夏光定年间历日的注历格式包括每月的月序、月大小、月九宫、月斗建等，每日的日期、干支、五行、二十八宿当值、节气、月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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