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八月发生的彗星天象中，大臣也以此论及当时西北军事策略，指责徽宗时期童贯收取河外湟、鄯、廓三州是好大贪功，认为不可将大量资源用于童贯经营的湟、鄯诸州而削弱陕西军事力量，陕西是宋夏之间对抗的前沿，是国家军事的重点和根本，削弱陕西边境的军事力量将会使宋在与西夏的对抗中处于劣势[4]481。

异常天象作为一种不可预知的自然现象，对军事的影响是多维的，宋夏双方的军事决策层都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占星术，相信天象预示了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所以天象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军事策略和军事部署。大臣们借天象来发表对宋夏军事的看法，当然，他们对天象的解读既有谨遵星占书的笃信，也不排除是借天象来为他们自己的观点服务。

二、星占与宋夏战争

宋在宋夏边境堡寨派驻专门司天占候人员，侦测天象，奏报朝廷，以为军事决策参考。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召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部署司祗应翰林天文归阙、以边防无事故也”[5]1611，证明在陕西等宋夏边境的军事堡寨中有朝廷部署的专业天文星占人员服务于军事。这些中央派驻边境堡寨中的星占机构的运行体制可以从以下材料中得到初步了解：真宗景德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谕枢密院：“河朔屯军所差占候司天官，访问每先与州县官议奏闻事。今后每有占候，如合，令边臣知者即实封申报，如所占不在地分，合申奏者，即实封以闻，此外更不得别有供报。”[6]职官三一之一军事堡寨中的司天占候人员要将占候结果通过边臣上报，朝廷可以之作为决策的参考。这些占候结果属于军事机密，谕旨严禁司天人员与州县官谈论占候结果。由此可见这些司天人员不属于地方州县行政系统，而归属于枢密院直接管理的军事系统，其服务于军事的特点就更为明显。

宋夏灵州之战中发生两次荧惑犯舆鬼的天象，星占认为与宋夏之间正在展开的战争有关，这引起太宗和真宗的高度关注。

至道二年，李继迁围攻宋西北军事重镇灵州，长达七年的灵州之战开始。此时，发生了荧惑犯舆鬼的天象。荧惑是指火星，古代占星术认为火星是灾星恶曜，它所人、犯、守某一星宿，这一星宿所对应的人间的某地或某方面就有灾难；而舆鬼属于南方七宿之一，分野上属于秦之雍州，所以司天占为西北有兵事。司天中官正韩显符认为，荧惑犯舆鬼秦雍之分，国家当有兵在西北。冬官正赵昭益也认为。荧惑犯舆鬼中积尸，秦分野有兵，人民灾害之象。太宗因此非常忧虑西北战事，担心诸路援军不能及时赶到，又担心城中被围乏粮。后来，五路援军果然失期引还，全仗灵州守将窦神宝坚守才挫败了李继迁此次攻取灵州的计划[5]834。

真宗咸平四年，李继迁攻占清远军、怀远城，切断灵州与外界的联系，灵州成为一座孤城，危在旦夕。此时，又发生了一次荧惑犯舆鬼的天象，真宗语近臣曰：“近者庆州地再震，昨司天奏荧惑犯舆鬼，秦分野当有灾，宜戒边将以静镇之。且上天垂象示戒，惟虑不知，今既知之，可不恐惧修省。”真宗表示天象警示应当引起重视，而知枢密院王继英、同知枢密院陈尧叟却说妖不胜德、圣德格天上一类话奉承真宗[5]1074—1075，结果第二年灵州即陷落。

宋朝对西夏的军事行动中，天文星占扮演着重要作用，对战争进程产生微妙影响。治平四年，边将种谔入据绥州，横山豪酋举族内附。朝中一些大臣认为当时西夏谅祚已经“献方物谢罪”，保证不再侵宋界，朝廷此举是纵容边将贪功，朝廷以阴谋变诈之计取西夏之地，可能引起西夏报复，于是郑獬借太白经天的异常天象劝神宗制止边将的这种开启边爨的行为[4]1530—1531。谅祚果然派兵争绥州，双方战于大理河，西夏败；熙宁二年，梁氏请以塞门、安远二寨换绥州，神宗不许，宋夏又进入长期战争。

绍圣四年九月，彗星出于氐，入天市垣，扫巴星，哲宗对此很忧惧，避殿减膳求直言，又于中太乙宫设醮攘灾。君臣皆认为彗星和西北军事形势有关：“辅臣早朝，上顾问‘见彗否？’皆以实对。上曰：‘长丈余。’且曰：‘初起于氐，扫巴星，天变甚大，当避朝损膳，求言肆赦，以答天戒。’”曾布举神宗熙宁乙卯彗出翼轸吴楚分野之外，寻有交州之变，战争饥疫继起的例子，认为对这一彗星天象应引起相当警醒，并借此反对在宋夏边界进筑堡寨：“今扫巴星，则巴、蜀亦不可不虑，臣等当更讲求兵备。兼星在氐、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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