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政府在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原则的基础上，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并采取“先美后日、以美促日”的外交战略于1972年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取得了继中美发表《上海公报》后的又一外交胜利。虽然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历经曲折，但它兼具现实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键词]中国　日本　邦交正常化　战略

　　
　　中日两国于1972年9月实现邦交正常化，其重大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两国间长达35年的战争和敌对状态，还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1894年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所形成的敌对历史，使中日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中日之所以能够实现邦交正常化，与美国尼克松政府基于冷战形势谋求与中国接近以及日本政府的政策转向不无关系，但中国政府自建国初期开始实施的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研究较多地侧重于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日领导人个人的作用，就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还缺乏全面而客观的认识。事实上，中国自建国初期就已明确了对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原则和战略方针，并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逐步调整，为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拟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前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进行历史考察，以期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确立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战略原则
　　
　　国内关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开始的中国对日总方针基本已经形成共识，即“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给日本政府以压力，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这表明，当时的中国政府从重视中日关系发展、谋求长期和平相处的地缘政治思想出发，将发展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放在优先位置。然而，通过对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中国领导人始终对日本的未来发展心存疑虑。鉴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以及美国对日本的扶植政策，中国政府在积极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同时，事实上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的首要原则。
　　毛泽东曾经指出：“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他认为，中国并不是怕日本本身，而是怕美日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美国在东方的主要基地是日本。……日本在国会中强行通过了同美国的军事同盟条约”，该条约已经“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在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在当时对日本未来的发展趋向并没有太大的把握，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也并不是特别有信心。尤其是1965年日本社会党众议员冈田春夫揭露了日本防卫厅的“三矢计划”，更是引起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该计划是日本防卫厅于1963年秘密研究的一项军事作战计划，它以爆发第二次朝鲜战争并波及日本为假想前提，计划与美军实行联合行动并进行战时国家总动员，成立“临时国会”以迅速通过“有事法制”、“有事预算”等相关法案，使日本陆上、海上和空中自卫队能够自由行使武力。因此，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是毛泽东对日思想的一个基本立场。毛泽东直到晚年，在1974年回答中国是否能对日本放心的问题时，仍表示“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周恩来在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形成过程中，也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首要的战略原则。他将日本人分为两种势力，认为广大的日本人民是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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