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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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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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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贸易协定难以实现。为此，中国政府于1960年进一步提出了“官民并举”的思想，指出中日贸易应遵循三个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和个别照顾，要求中日两国今后的一切协定应由双方政府缔结。中国政府认为，政府协定的缔结“总要在两国政府向着友好方向发展，并且建立起正常关系的情况下，否则不可能签订”，因而中日两国政府的关系还是要坚持政治三原则：第一，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第二，不能追随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要阻挠中日两国关系向正常化发展。此外，这些原则在具体贯彻时，中国政府还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现实主义处理，1962年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就是将政治经济关系灵活处理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首倡的“以民促官”以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为两国在未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下发展友好关系开辟了道路，并为国际关系中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开展交流提供了新的范例。正是靠着民间交往和经济车轮的推动，中日两国逐渐开辟了民间外交与半官方交往并行的渠道，使中日邦交正常化最终得以实现。
三、提出正确对待历史问题并放弃战争赔偿
为加速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更趋于现实主义，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另一方面，从发展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表示宽恕，并宣布放弃战争赔偿。
1972年9月25日，周恩来在致田中角荣的欢迎辞中指出，“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日本军国主义在近代给中国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伤害至深。然而在日本，这些罪行一直未能得到彻底清算，特别是自1963年林房雄提出“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后，各阶层迅速传播着否认或美化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言论和意识，许多人把当年被处死的军国主义分子看成“为国捐躯”，甚至树碑立传为其招魂。因此，中国政府有必要对日本的侵略罪行给予批判和关注，并不能因为“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就完全否认斗争。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的这种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批判，对于教育两国人民、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两国关系的历史经验表明，中日两国若能和平相处，则双方都能从中受益，共同繁荣发展；如果武装对抗，则双方都会受到损害，发展受到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要为最终的胜利付出沉重的代价。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周恩来等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提出了对待历史问题要“向前看”的外交战略。1955年10月，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表示，“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毛泽东认为日本有很多东西值得中国学习，主张中日“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周恩来在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谈判中也表示，日本“不要讲什么谢罪的话了。现在日本新政府离过去发动侵略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相当远了。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他还特别提出，“中国需要向一切技术先进的国家学习科学技术，日本技术比中国先进，我们又是近邻，学习起来将更方便。”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这种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总结了两国交往的历史教训和经验，真正树立了“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历史观。据此，中国政府在外交实践上采取了相应的步骤，突出表现就是于1972年7月宣布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 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是由日本社会党亲善使节团于1957年访华时向周恩来率先提出的，询问能否像处理战犯那样，对战争赔偿问题也采取宽大政策。当时，周恩来表示还不能确定赔偿问题的方针，称要到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才能决定。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中央才初步确定了可以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之所以决定放弃赔偿要求，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是中国政府将放弃战争赔偿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战略步骤之一，认为如果要求战争赔偿，就会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也无法表明中国愿与日本人民发展友好关系的真诚愿望；二是当时一些国家已经放弃了赔偿要求，使中国政府较早地就赔偿问题进行讨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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