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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历史评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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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4: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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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和平、独立、中立和民主的道路的，而有一小部分人则想复活军国主义，走日本的老路。前一条道路对日本人民有利，对远东和世界和平也有利；后一条道路对远东和亚洲的安全是个威胁，对中国也是个威胁，不能不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周恩来还指出，如果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将引起五个无法解决的矛盾：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的矛盾；二是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就会制造新的矛盾，会与中国发生冲突和矛盾，同新中国不但不能友好，反而变成对立，这样对日本也不利；三是如果日本向南侵略，必然遇到东南亚人民的抵抗；四是日本与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会加深，美国会加紧控制日本；五是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经济界之间的矛盾也会发生，军费增加，对军工生产暂时有利，但会给日本带来经济危机，不利于广大的经济界。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制定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时，抓住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积极发展对日友好关系，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给予了高度警惕，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作为对日邦交正常化战略的首要原则贯穿始终。特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60年代批评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包括在日本的防卫范围之内时发出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的警告，就好像是针对今天的日本所说的一样。对此，周恩来表示：“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二、首倡“以民促官”及“官民并举”的基本方针
在中日关系的发展史上，民间外交为中日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尤为突出。中日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时，两国之间包括经贸在内的许多事务都不得不依靠民间交往的方式解决。
日本与中国的首次民间交往是1952年由高良富、帆足计和宫腰喜助等日本人士提出的，他们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来到北京，与中国有关方面签订了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第二年，日本“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代表团再次访问中国，双方以1952年的贸易协定为基础，签订了第二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此次访问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民间交往，日本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参与。然而，在当时日本政府内部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就开展中日之间的民间交往等仍存在着严重分歧。据解密的日本外交史料记载，以1955年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邀请中国通商使节代表团访日为例，日本首相鸠山一郎和通产大臣石桥湛山等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而外务大臣重光葵等人则以推进中日关系会损害日美关系为由，对中国代表团访日的人数、考察地点、活动形式以及逗留期限等进行诸多限制，试图削弱此次访问的影响。这清楚地表明，与中国相比，日本政府更加顾忌美国的态度及台湾“国民政府”的反应。因此，日本政府在开展民间交往上顾虑重重，希望尽可能地完全由民间组织来进行与中方的谈判和接待工作，更不愿意显露出政府参与的迹象。
在日本开展民间交往极受束缚的情况下，中国则显得比较主动，并将民间外交作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战略步骤之一。中方派出访日的人员几乎都具有很深的政府背景，如1954年首次访问日本的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就是由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李德全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廖承志率领的。1954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确定了“以民促官、以经济促政治”的对日基本方针，首倡开展民间外交，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方针的确定，首先是基于推动发展两国贸易关系的考虑，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购买力大了，他们就不能只在国内解决问题”，“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你们对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的需要，比任何外国都清楚……今天，中日之间在贸易上虽然有障碍，贸易量很小，但是只要两国关系友好地发展起来，前途一定是广阔的”；其次是为了发展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中国政府相信，“日本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是和中国人民愿意互相友好的。而中日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关系的建立，不仅对中日两国有利，而且对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最后是为了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禁运，中国政府指出，中日两国关系的障碍在于“美国好战分子的封锁禁运政策”，“由于美国好战分子毫无理由地执行这种政策，中日两国之间的船舶不能畅通，使中日两国人民间的接触受到阻碍，使两国在文化和贸易方面的相互往来受到很大的限制”，因此“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化有种种步骤，我们相信开展两国之间的文化和贸易关系也是一个重要步骤”。
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日民间外交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岸信介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许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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