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重写的革命无疑都有潜在的仿写对象，而通过把仿写对象视作意识形态用以说明历史合法性的文本，就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反抗者的身份。相应地，仿写对象所描画的历史图景变成了一种宏大的有规律的历史，也就是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自己所挖掘的历史细节就成了处于弱势和反抗者地位的小写的历史。李锐于2002年发表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的题记就此种大小写历史的区分作出了形象的表达：

在对那些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历史文献丧失信心之后，我决定，让大清宣统二年、西元1910年秋天的银溪涨满性感的河水，无动于衷地穿过城市，把心慌意乱的银城留在四周围攻的困境之中。4

在这段富有文学修辞的文字中，李锐在强调历史文献不可靠的同时，决定把想象和书写的重心转向发生在特定时空下的一些感性故事。同一个历史过程会留下不同的叙述，李锐所说的历史文献既然属于历史叙述中的一种，那么如果跳出特定的意义链条，它表现出“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性质，也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了，而至于所谓的“丧失信心”之语，则又是没能从中获取所需意义的心理反应。李锐对此也心知肚明。例如在与《收获》编辑钟红明的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对所谓历史理性的“深深的厌恶”，因为在他看来，“当人赋予历史以理性的时候，也往往把历史变成对自己有利的谎言”，而“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所以他构思写作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他“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

李锐将他所认为的充满谎言的历史叙述命名为“大写的历史”，相应地，他那些打捞生命的叙述，也可以被顺手牵羊地命名为“小写的历史”了。对此，钟红明有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判断：“我觉得就像你的题记里说的，这是对所谓的历史进程的否认，或者说，以你并非简化、缩写的个人叙述，重新叙述历史。而不仅是伟人、大事件的历史”。5大写的历史是对历史的简化和缩写，大写的历史是有关伟人和大事件的历史，这种说法很显然针对的是以往的革命叙事。革命叙事似有很多为自己申辩的理由，但小写的历史却自顾自提出关注大的历史事件下的历史细节，关注被历史规律所省略的个体生命，并以悲悯的眼光打量历史洪流中的创伤、苦难、死亡、欺骗以及愚弄。历史的丰富性是容不得随意扼杀的，真实的体验是容不得随意篡改的，这样斩钉截铁的声音却以“小”自比，显而易见是一种以退为进的叙述策略，因为，被称为“大”的东西只有被高高地举起后，才有被随后的大撒手摔个粉身碎骨的可能。

                                二

既执着于从理性的大写历史中打捞那些无情泯灭的生命，那么在处理革命历史这样的宏大题材时，凡俗的人生场景就成为精心描摹的对象。李锐的《银城故事》所书写的核心事件按理应该是由留日归来的革命者和清政府新军在银城组织的一场失败了的起义活动，但具体的情节却由多条线索展开，一则是银城的牛屎客旺财以及与旺财有关联的一帮银城主妇的琐屑生活；一则是银城大盐商刘三公的留日归来的儿子刘兰亭借办学之名秘密组织起义；一则是袍哥会首领组织灾民造反，从乡野小镇进攻银城；一则是刘三公的义子刘振武组织新兵从省城以防范革命党起义的名义赶来支援起义。而所有这些几乎共时存在的情节都被欧阳朗云违反既定计划刺杀知府袁雪门与临危授命的裁汰绿营千总聂琴轩缉拿凶手的事件若隐若现地串连起来。例如牛屎客旺财在银溪岸边发现的竹片是刘兰亭为向下游的革命党发出的取消起义的通知，他进城向茶馆老板要帐时，看到聂琴轩为逼迫刺客现形而把包括茶馆老板在内的茶客绑在大街上的情形；刘振武奔赴银城的路上遭遇岳天义领导的乌合之众，而后当他被送上船准备流亡日本的时候，又被可能是他的同胞兄弟的岳新年刺死。可以说，小说对各个枝蔓的描写都很细致和稳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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