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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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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1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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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她的教育思想和课程设计，主要受美国自由教育思想的影响。在西南联大，教授治校、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已成为公认的价值标准。我们注意西南联大的贡献，不仅在于她为战时及后来的中国培养了许多专业人才，更在于她的融汇东西文化的优长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范例，就是说如果有较长时间的社会稳定，西方文化至少在中国的大学环境中是可以生根的。1947年马歇尔在国共调停失败后曾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有的地位寄予厚望，在他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唯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大公报》1947年1月10日3版）马歇尔的这种评价直接源于他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接触和了解，他的这种期望是极富远见的。费正清也说：“我们在中国培养自由主义已有百年之久。我们的传教士曾带去个人价值的信息。中国官员曾研究我们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制度。中国教育、新闻、银行、工业等方面的领袖人物曾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所知的近代中国，就是由那些借鉴我们经验的人建立起来的。”（陶文钊选编：《费正清集》，第311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942年费正清访问西南联大后，对这里的教授做出如下评价：“这些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他们构成了一项可触知的美国在华权益。”（陈惠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23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5月）作为战时美国的外交官费正清希望美国政府能对“美国培养的昆明清华大学教授”给予援助，因为他们是“美国在华的一种投资和财富”。（同上，第225页）在昆明时费正清与陈福田、张奚若、钱端升等12位教授进行了交谈，认为他们是“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学术界人士中间的精英。”（同上，第226页）费正清虽然是从美国的在华利益方面着眼观察西南联大教授的，但他对这批教授的整体评价，符合当时的情况。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另一个特点是虽然他们多数有留学欧美的经历，但在伦理道德层面却明显留有儒家文化的色彩，他们可以说在专业和政治结构上倾向西方。而在生活的层面上还完全是中国化的。这个特征使他们成为当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领袖，任之恭回忆当年的经历时写下了这样的话：“首先，战争时期为保存高等教育而奋斗的主要动机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学识的尊重，在以儒家为主的传统中，中国学者被认为是社会中的道德领袖，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精神领袖，那么，从这一观点出发，战时大学代表着保存知识，不仅是‘书本知识’，而且也是国家道德和精神价值的体现。”（任之恭：《一个华裔物理学家的回忆录》，第101页，山西高教联合出版社1992年4月）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群是承担了这种责任的。1941年国难当头，国家经济异常困难，当时教育部规定，凡属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西南联大的各院负责人不愿因此而引起广大教授不满，联名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联大档案，转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编著：《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中华书局，1981年2月）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从中不难看出他们身上深重的中国文化影响。王浩说：“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多的人在看事和做人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清华校友通讯》复18册，第6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年） 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生存空间
1949年前，对中国的大学教授而言，曾经有过一个较为宽阔的自由生活空间。国民政府虽然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做过种种限制，但作为教授生活的几个基本条件并未丧失。首先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其次有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虽然有较为严格的新闻审查条例，但任何团体和个人都可以注册出版报刊，这是新闻自由的第一要义，政府可以查封甚至迫害，但从理论上还没有完全否定民间报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大学教授享有自由流动的权利。
所谓自由流动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当时大学教授的主动选择。它包括：一，迁徒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二，择业的自由（在国内外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这两种选择完全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受任何限制。从历史资料看，大学教授的这两种权利是得到基本保障的。我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的一百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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