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讨厌斯大林，却对斯大林主义情有独锺；捍卫斯大林主义，其实就是捍卫毛坚持实行的“阶级斗争挂帅”和“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如此，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时，毛会如此地怒不可遏。这样就不难理解，毛为何要与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斗得你死我活。这从他与苏共领导人的对话也看得出来。1965年中苏论战刚降下帷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利用访问越南的机会路过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下述对话中“柯”代表柯西金，“毛”代表毛泽东）：

　　柯：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不可以好好谈谈呢？

　　毛：你们说你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者”。

　　柯：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并没有把你们叫做教条主义，只是你们把马列主义分成两半，把自己叫做教条主义，把我们叫做修正主义。而我们认为，既要反对修正主义，也要反对教条主义，列宁就是这样做的。

　　毛：......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915－916）……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916）

　　2.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蜜月期”

　　尽管毛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主义之举极为不满，这并不妨碍他们彼此笑脸相迎、握手言欢；正是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毛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一段“蜜月期”。当然在“蜜月”的背后是双方十足的机会主义态度——因为彼此还需要利用对方，就把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搁在一边。按照吴冷西的官式说法，赫鲁晓夫上台后想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于是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点（6）；而中共则为了苏联政局的稳定而支持赫鲁晓夫：“毛泽东后来常提到，我们在那个时候总的想法是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以稳定为好。多次支持赫鲁晓夫正是出于这种照顾大局的考虑。”（94）

　　其实，吴的书还透露了中共不便明说的真实意图。当时毛及中共正热衷于到国际共运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1956年国际共运中风云突起，为毛及中共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恰在这个时刻，赫鲁晓夫驾驭国际共运时却有些力不从心。波兰、匈牙利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说明，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铁桶般的社会主义阵营已出现裂痕，这个阵营内部的离心力正在滋长，而赫鲁晓夫却缺乏整合社会主义阵营的能力。他后来曾多次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很需要中国的声音”（95）。正当赫鲁晓夫曲意拉拢中共领导人时，中共领导人也恰好想借此机会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双方一拍即合。在这种背景下，毛一再称赞赫鲁晓夫，说他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有点实用主义”。

　　1956年波兰发生了起义，苏共倍感棘手，于是邀请中共参加波苏两党的会谈，商议按照《华沙条约》对波兰出兵的问题。毛泽东立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商量，会后毛把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召到卧室，自己穿著睡衣出场宣布：“如果对波兰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反对你们武装干涉波兰”。吴冷西的描述是，当时苏联大使直紧张出汗，连说“是、是”。（40）接著毛又派刘少奇和邓小平前往莫斯科为苏波双方“劝和”。“此后，差不多每天晚上，政治局常委都在毛主席家里开会，研究我党代表团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商量我党代表团与苏波代表团会谈中出现的问题。”（45）苏联最后未出兵，波兰工人党领袖哥穆尔卡曾对中共表示感谢，说“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忘不了中国党的支持”。（46） 10年后毛泽东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当时苏联没有向波兰出兵是因为中共表态产生了影响。这次“劝和”的另一收获是，苏联同意发表一个声明，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平等原则，今后要根据平等、不干涉内政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5]就这样中共正式在国际共运的舞台上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继“波兰事件”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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