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与苏联翻脸争到了什么？

　　现在来回顾这场“中苏大论战”，究竟双方所争为何？从吴冷西的书可以看出，中苏之争既有意识形态之争，也有领袖地位之争和国家利益之争。虽然中共对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非常不满，但这不是争端的起源；还在赫鲁晓夫竭力拉拢中共、两国关系尚处在“蜜月期”之时，毛泽东及中共就先发制人地就双方的意识形态差异开始了对苏共的批判。尽管当时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成为“一小撮”——1963年毛泽东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年科时说，有43个党骂我们（545）），但中共其实深为这场争论的扩大化和在争论中带头挑战苏共而感到自豪。在1961年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邓小平说，“如果不是中国党站起来说话，任何其它兄弟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我们党领头，左派高兴，中间派发生动摇，而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右派最后只好退却。”（443）

　　吴冷西现在仍然坚持当年的官方看法：“在激烈的论战中间，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论点，虽然其中某些论点，受当时情势的影响，是值得商榷的。但是，我党坚持反对苏共领导人的修正主义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卓有成效的。我们党在论战中提出的过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论及的许多论点，可能还要在世界范围内争论100年，最后要由历史来作结论。”（939）

　　但是，正是毛及其同事们当时坚持的斯大林主义教条把中国推进了死胡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文革”这场大灾难，而毛的国际共运精神领袖之梦也彻底破产了。毛死后，当年紧紧追随毛指挥反苏“反修”运动的邓小平不得不部份放弃了斯大林主义，改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全盘否定了当年“反修”主张的正当性，比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这场论战导致中苏全面为敌，中国最后不得不走上了倾国力“备战反苏”的道路，给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由于反苏“反修”而在国际上陷入空前孤立，毛及中共为拉拢一些小国替中国捧场，大幅度扩大对外援助，使国民利益蒙受了巨大牺牲。1961年和1962年中国对外援助支出合计为13亿7千万元，连同前3年的对外援助支出，5年总计23亿6千万元；其中援助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部份为18亿7千万，援助亚洲、非洲民族主义国家的部份为5亿元。[12]而这些小国后来多与中国翻脸相向，特别是中国勒紧国民的裤腰带为越南提供了巨额援助，最后两国关系却走到了发动战争的地步。这一系列外交政策的后果证明，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毛及其同事们当年制定的这些外交政策有多少成功之处。唯一具有正面意义的是，为了钳制苏联中国不得不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毛留给邓小平的最大遗产就是联美反苏。[13]这一决策虽然终于把中国从完全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解脱出来了，但同时也否定了毛泽东立意对抗美帝的初衷。

【注释】

[1]下文中园括弧内数字均为引用吴冷西一书内容出处的页号。
[2]参见吴书第640至641页。
[3]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0、478、536页。
[4]据美国多维新闻社2002年2月19日转自《莫斯科新闻》的报导，在毛泽东赴苏为斯大林祝寿的那段时间里，斯大林患轻度中风症，经治疗后勉强出席了其70岁生日宴会，随即离开莫斯科赴苏联南方继续治疗达数月。毛见不到斯大林其实是因为斯大林仍在病中根本无法见客。但社会主义国家向来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病况高度保密，连对毛这样最亲密的兄弟党领导人也不例外。所以毛泽东不知道他不得不在莫斯科无所事事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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