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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的当代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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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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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英雄。
在当代世界，岳飞的价值，在于对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世界与西方文化较量过程中有意义。因为，尽管华人的地位上升，势力在增长，但相对于英美，在整体上还是弱势族群，而且不排除有被武力侵凌的可能。面对强势文化，无论海外大陆，华人都有一个抵抗侵凌，奋斗自强的问题。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作为国家，韬光养晦的战略或策略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当年越国有一群激情昂扬的民族主义者，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报仇的大计能否实现就是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个人，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华人都不能不有民族气节和自强自尊的意识。也就是说，国家该当孙子就得当孙子，但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当孙子。国家可以鼓励可口可乐在中国设厂，但个人完全可以抵制不喝可乐。这两者一点都不矛盾。我现在不大认同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现是，国内一些民族主义者，在出现危机局面时，总想让政府表现出一种极强的民族主义的态度，并采取相应的强硬对策，可是他们个人，在表达激烈情绪后，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就像有人已经指出的，头一天在美国大使馆前激情抗议，第二天去同一地方排队签证去圆美国梦。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可爱么？同样的道理，海外华人要遵守住在国的法律，入籍者还要宣誓效忠该国。但这不影响他从内心深处对中国有一份感情，有一份责任。我们知道，陈省声、杨振宁两位大师都是入了美国籍的，但这不影响他们退休后回来住在南开清华，为祖国贡献最后的力量。因此我可以说，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当代意义仅仅在于，他是一个古老的榜样，他能激励华人，在强势民族控制的世界中，在具体的危境困局中奋斗抗争，决不屈服认命。而且，华人对自己的祖国也就是祖宗所在的地方，应该有一份不容反思的忠诚，就像--仅仅是像--岳飞的忠君。这是一种特殊道德，与理性无关。
最后说说教科书的问题。我对教育部的很多做法都不欣赏，甚至坚决反对。从大学合并到对大学的管理，什么校长任命，课程设置乃至日常的教学程序，他们都要管，大学根本没有多少自主权，这种管理实际是高等教育全面腐败的根源所在。至于中学小学教育，问题当然更不少，有些问题与大学的问题一样，比如从根本上把学生当傻瓜看，把青年当少年对待，把少年当儿童管教，把儿童等同于婴儿喂养，而自己以圣明的导师自居。这方面的问题太多，大家说得也不少了，我就不重复。有些问题跟大学不一样，这不是我想说的，略过不表。
但对教科书编写中对岳飞文天祥历史定位的意见，我倒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简单说，大学里作为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岳飞的定位和评价。但中学教科书未必有必要这么做。因为，首先，历史教育，在任何国家都是为现实服务的，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中国也不例外。这种功能，决定了历史教科书在撰写上的取舍原则。理想的教科书可能没有假话，没有作伪，但无论如何有选择。编者有权选择对自己或国家有利的事实来解说。比如有一个时代重视农民起义了，就多讲农民起义，但多讲不等于可以虚构，宋江方腊李自成洪秀全们总是史有其人的客观事实。而另一个时代重视爱国主义了，所有岳飞们就成了主角，比如抗日战争时期。这是很自然的事。至于袁伟时先生对教科书的批评，我认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国内意识形态论争在教科书这个领域里的反映，决不表明袁先生不爱国或者就是对民族主义坚决排斥。他批判的是义和团的愚昧。愚昧的爱国不能给愚昧本身增光或改编其愚昧性质。更进言之，这种愚昧的爱国到底是不是真爱国了，还要看效果，还要从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敢说，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李鸿章、袁世凯们肯定比义和团更爱中国。
其次，更进一步说，这种选择本身是建构一种整体历史观所必须的，而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历史观。辛亥前为了提倡民族主义，梁启超宋教仁等人把中国民族说成是侵略成性的民族，宋教仁更在《汉族侵略史叙例》一文中把从黄帝开始的历史描写成了七次大的侵略扩张史，梁启超的《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则认为东南亚的开发是中国殖民的功劳，那些华侨领袖就是汉族的殖民英雄。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大家都知道，为了反省自己，为了改造国民性，鲁迅说中国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胡适说中国什么都不如人，更有人说，中国这样的民族如果不灭亡简直天理难容！可是到三十年代，连鲁迅也变了，说中国从来就不缺为民请命的脊梁云云，他又有点为中国历史说好话的意思了。当大家认清中国的绝对弱势地位时，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善良勤劳的这样的谦虚的自我定位就出现了。当然，现在中国国势渐强，我们开始注意以前不为人注意的历史上中国所建构的朝贡贸易体系的伟大意义了。这种学说早已为日本人所发明，现在突然广为流行，与中国在亚洲的经济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正好同步，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因此，从一个时代的需要出发，确定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取舍原则，是正常的文化现象，不足为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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