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君主对全国军事力量，包括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有最高管辖权。例如晋国各军将佐直接听命于君，有领兵权，无调兵权。据《左传》载，鲁宣公十七年，晋郤克使齐，受齐顷公侮辱，回国后“请伐齐，晋侯弗许。请以其私属，又弗许”。郤克官拜中军将，是晋国最高执政官，不但无权擅自调用国家军队，就连动用私家军队也要君主首肯。鲁成公二年鞌之战，晋景公发兵七百乘，郤克嫌少，“请八百乘，许之。”不只晋国君主有管辖全国军事力量的最高权力。其他诸侯国也是这样。例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载，楚成王“使子玉去宋，……永玉使伯棼请战，……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 子玉官居令尹，掌楚国之政，也是只有领兵权，楚国军事力量最高管辖权亦为君主所有。

再次，君主拥有发动战争和战事指挥的最高权。君主一旦决定攻伐，或是派遣兵将，或是亲自征讨。春秋时代的一些著名战役，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泓之战等，都由君主亲临前线指挥。即使不是君主亲征，统兵将帅也要服从君主调遣，否则便会受到制裁。这类事例俯拾即是，无庸赘引。春秋时代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地战事颇繁，军事活动是政治生活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越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越要求君主集中权力，进行统一布署和统一指挥，因而连年征战必然使君主手中军权越来越大，促进君主个人威势增长。军事大权成为君主实行专制统治必不可少的权力支柱，军权的增长促进君主专制主义不断增长。

与最高政治决断权和最高军事统辖权相应的是最高封任权。君主有权依据亲亲原则，以臣的功劳或道德品行等标准，封任臣下官爵。春秋时代各诸侯国的高级官职，如晋的三军将佐，楚之莫敖、令尹，鲁、宋、郑等国的执政，都是由君主封任的。《左传》鲁襄公十三年：“荀罃，士鲂卒，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晋国君主通过“蒐以治兵”的方式任命三军将佐。《左传》鲁昭公五年：“楚子以屈伸为贰于吴，杀之，以屈生为莫敖”。楚国君主有权随意封任官爵。《左传》鲁僖公九年，宋襄公以“公子目夷为仁，使为左师以听政”。鲁襄公七年，晋悼公以韩无忌“仁”，使之“掌公族大夫”。这些是君主根据臣的品行封任官爵的例证。

各种高级官职的人选一般在王族或大贵族中筛取，所任命者即便被赋予极大的权力，但是仍然要受制于君主。臣下如若擅权矫命，君主只要力所能及，必临之以刀兵，所以当时有“专则速及”的说法（《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然而，政治现象是错综复杂的，春秋时代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卿大夫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自设朝政，下隶私属。在权力角逐中，君主非但不能制约臣，反而被臣放逐，甚至丢了性命。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臣下暂时制约君主并没有导致政治上出现民主局面，反而促使君主运用封任大权加强对臣的制约。君主或是通过裁封、撤封的方法防止卿大夫坐大成患，或是通过设立县、郡加强集权。君主利用封任权直接控制臣下荣辱升迁，强化臣对君的政治依附，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君主个人专制。封任权成为君主驾驭群臣和操纵整个臣僚系统的重要手段。

    春秋时代的君主专制主义还表现为君主执掌刑杀之权。君主有权对众民演施暴力自不待言，就是对于重臣显贵也有权随意杀戮。具体而言，首先是君主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而且往往施及权贵。例如《左传》载，鲁成公十七年，齐灵公“刖鲍牵而逐高无咎”。鲍牵乃鲍叔之孙，鲍氏世为齐国卿士。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杀令尹子南；鲁昭公五年，楚灵王杀莫救屈申，等等。可见臣的官爵再高也难以抵御君之刀斧。不仅如此，君主还有权对臣下施以五刑之外的酷法。例如，有车裂之法：鲁襄公二十二年，楚康王“轘观起于四竟。”杜注：“轘，车裂以徇”。有斫棺之法：《左传》鲁文公十八年载；“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歜（去欠加右耳）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去欠加右耳）仆。”鲁宣公十五年，“郑子家卒。郑人讨幽公之乱，斫子家之棺而逐其族”。这些恐怕是臣下被剖棺戮尸的最早记录。还有灭族之法：《左传》鲁宣公十三年，“晋人讨邲之败与清之师，归罪于先穀而杀之，尽灭其族”。除此而外，君主对某些族大势强的卿大夫常施以放逐或诛杀之法。例如楚国若敖氏势大逼君，楚庄王就灭掉若敖氏（《左传》宣公四年）。晋国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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