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全球化时代世界历史的重构 |
 |
时间：2009-7-24 13:57:49 来源：不详
|
|
|
当前，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发展正在迫使我们全面接受全球化这一概念。伴随着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来临，西方价值观向全球扩张的趋势愈加明显，然而，作为西方文化的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后现代主义思潮同样向全球散播，它在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过程中也唤醒被征服地区的文化自觉，支持非西方文化反对文化全球化。如果我们需要继续延用全球化这一概念来描述当前整个世界的形势，那么，全球化就必须是一体化和多元化的综合。它在物质层面，如在经济、技术、信息交流上追求一体化；而在精神层面，如在政治、文化和价值观上追求多元化。当然，要想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正常进行，人们就不得不在精神层面寻求某种文化间性，以此作为人们普遍认同而维系交往的原则。这是一种现实的情境，任何源自西方现代性传统的叙述实践都不得不与此适应，同时也要参与当下社会情境的演化。世界历史写作作为一种叙述实践的行为，它曾经描绘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力量，表达作者的世界观，并定位不同文化。在全球化时代，人们逐渐得知，重构世界历史的思想包含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要素。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学问题，事实上，连历史学本身也从来不是某种超脱现实的学术活动，世界历史的重构必须直面现实，回应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种世界历史，读者会意识到，每一种世界历史都是围绕着它自己的主题构造而成。这种主题有的记录帝国的兴起（如波里比阿的《历史》），有的表明宗教信仰的力量（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有的确立自我中心（如伏尔泰的《风俗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苏联科学院的《世界通史》），有的证明某种交往体系的形成（如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世界历史的表现多种多样，但无一例外的是，每一位新的世界历史叙述者都在重构世界历史，希望读者按照他/她的叙述来重新理解世界。这样，当我们将世界历史编纂视为一种叙述实践时，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中的世界历史编纂者事实上就在争夺一种话语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现实世界中为自己所代表的力量争取前进的有利位置。作为一个反例，中国世界史界曾经普遍接受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世界历史解释体系，这无疑证明了西方世界历史编纂曾获得的巨大权力。
如今，后现代主义的盛行要求解构现代历史叙述中那种追求一体化的世界历史，这并非是说它们不应存在，而是它们不应自认为是唯一性的存在。任何世界历史叙述都不应具有绝对权威。人们或许会这样理解，世界有多种面貌，任何世界历史叙述不过是表现了其中的一种，以此来反对某种试图一统天下的世界历史或普遍史。其实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来认识：“世界历史”作为一个观念，它首先代表的是一种概念性存在，既然我们按照某种形式、结构、体系来接受并唯有如此才可能接受的世界历史都是历史叙述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可以说从来不存在客观的世界历史。这同样是在说，世界原本没有什么现成的、等待历史叙述者去发现的面貌，任何世界历史的叙述都是在建构某种世界的面貌之时来展现这种面貌。
认识到客观的世[1] [2] [3]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