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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史研究——对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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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9: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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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夏，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在北京大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中国任何一个现象都只能在别人的概念框架中获得解释，好像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在干什么。我们生活的意义来自别人的定义。”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文化定位实际上也就是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互相竞争。……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联想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些现象，他的话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近半个世纪前，雷海宗教授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欧洲以外的地方视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对象。因此雷先生强调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然而，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国的世界史著述和教科书中，人们经常见到的，仍然是“地理大发现”。
20世纪60年代，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率先提出由底层往上来看历史（study history from the bottom up），自下而上的历史学（the history from bottom up），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history from below）。他强调人类的历史不是精英的历史，而应是民众的历史。这种观点成为英国新社会史学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它不仅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世界史学界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几乎无人不晓。然而，中国历史学家顾颉刚早在1928年，为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刊物《民俗》写的发刊词中，就已经提出类似的观点。他说：“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让历史真正成为“全民众的历史”。遗憾的是，顾颉刚先生的这一重要思想，在中国世界史学界很少为人所知，自然也很难产生什么影响。
不久前，哲学界在讨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哲学研究时，一些学者提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引入西方概念和范式的结果，是以西式的哲学史研究取代了中国固有的经学史研究，使中国哲学失去了自己的“根”；西方理论、方法的滥用和误用，使中国哲学缺少自己的“魂”。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哲学研究，而且在世界史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因此，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中，同样面临着植中国“根”，塑中国“魂”的问题。也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点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重要的、迫切的任务。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的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了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1] [2]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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