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千年来呈金字塔型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官僚集团仅占据上层结构的一部分，而上流社会的另一重要构成则是士绅集团。这些在朝为官﹑在野为绅，亦官亦学的士绅阶层，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最有势力的一个阶层。他们入世则掌握政权，出世则负责教化，支配礼俗，他们是封建政治的体现，也是封建文化的捍卫者。在地方上，士绅们才是真正的领导，他们向地方官传达民众的意愿，又同地方官一起维持着社会的秩序，因而受到上层官僚集团的重视和下层普通民众的敬重。但是教会势力的渗入，在社会上形成了超越传统秩序的新的权力中心，打破了士绅阶层对社会统治权力的垄断。传教士们根据条约与官方平等往来，而士绅们尽管不必象寻常百姓那样对地方官卑躬屈膝，却仍须遵守严格的礼仪规范，故而处于低一级的地位。而且，传教士们开设育婴堂，办学校，从事救灾等慈善事业，与按习俗本来是由士绅们担任的开办义学，布施等社会义务形成了竞争局面，对士绅集团的社会领袖地位构成了严重威胁，加剧了这个对当时中国社会极具影响力的阶层对教会的仇视和嫉妒?quot;一个社会如果有正常的排泄途径，如引导有猜忌心的人去和对手竞争，猜忌心理也有可能被转化成进取心理"８，然而传教士们所拥有的近代科学文明赋予的文化知识以及条约给予的享有治外法权的政治权力，是士绅集团根本无力与之竞争的。这就促使士绅集团选择了以反洋教揭贴的形式鼓动其领导下的普通民众，在古老的家族国家意识的影响下，在防止"猾夷变夏"的号召下，掀起了反洋教斗争。尽管在天津教案定拟军流徒罪犯清单中并没有士绅，整个审理过程中也未见涉及士绅的记录，但当津案负责人曾国藩要求天津士绅们提供有关凶犯线索时得到的回应却是士绅们的缄默。而英使威妥玛在致弈訢的照会中曾有如下论述："百姓景仰在于绅士，绅士以外人为敌人者，皆缘未明外间之实情"９。由此教会与士绅集团的矛盾可见一斑。

假如基督教对中国旧有秩序的冲击仅限于以上两个阶层，那么在晚清社会尚不会引起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自发的反洋教斗争。但实际上，这种冲击已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层面。随着传教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教会成为教民。他们有的是历经教难，多年世代相传的虔诚信徒，如"天主教倡自西洋，自前明万历时流入中国，康熙雍正间严为设禁，历百数十年。虽迭次惩办，而私相传习者究未禁绝"１０，尽管他们的入教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以至"剖家财之大半，输之教主无难色"１１，与恃教为恶的人有本质上的区别，但在晚清教会势力在华逐步深入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这批信教者因其思想信仰﹑生活方式有别于一般民众而被传统社会视为异端。同时，作为教民，他们的命运与教会是紧密相连的，这种联系使得这些信教者的思想行为往往不自觉地游离于近代民众反侵略的怒涛之外，从而加深了与主流社会的隔阂。而且，其对信仰愈虔诚，这种隔阂也就愈深，他们也就愈不见容于主流社会；反过来，这种排斥也就愈坚定了他们的信仰，由是形成了一个颇有悲剧意味的循环。除此以外，有大批的入教者则是受其经济，社会地位的限制，出于现实需要而入教。他们入教的目的或是为了度过一次饥荒，或是为了赢得一场诉讼，或是为了能免去演戏、供戏、庙中祭祀等这些社会公益活动的摊派，而教会的赈济，教会根据条约所享有的特权以及入教可免除赋税以外的摊派，如此种种都满足了这类在社会上无所依靠的人群的需要，使他们把自己的命运放到了教会的支配之下。成为一?quot;吃教者"。此外，更有少部分恃教者"以入教为护符。尝闻作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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