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科，讹诈乡愚，欺凌孤弱，占人妻，侵人产，负租项欠粮钱，包揽官事，击毙平民，种种妄为，擢发难数"１２。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是由于他们本属不齿于乡里的地痞无赖群体，社会的歧视使他们产生了与整个社会相对立的情绪，又加上教会特权的支持，使这种情绪不仅未能发展成正常的反抗意识，反而转移到了损人利己﹑无事生非的邪路上。而教会对这批人的收纳和庇护，则引起了民众的普遍反感。这样，由各种不同身份，地位和动机的信教者﹑吃教者﹑恃教者组成的教民群体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结构。而社会群体的重新改组和构造，使人际关系趋于紧张，各种民教纠纷也就随之而起。这些纠纷或是由邻里间土地﹑财产﹑人事等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引起冲突；或是由于宗教礼俗的矛盾，比如教民拒绝承担村社祭祀的费用等。在传统社会中，这类纠纷通常是由族长﹑士绅的调解来平息，但是由于教民群落脱离了传统村社家族的结构形成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又有教会加以保护，而且教会往往以本国的军事力量为后盾，凌驾于官府之上，操纵诉讼，"遇有民教争斗，平民恒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教案，逞百姓积不能平所致"１３。这样，普通民众不仅与教民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还把他们的愤怒迁延到教民的后盾--教会身上，而以地方行政和宗法家族为中心的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使即使是琐碎细微的民教纠纷也能掀起反洋教斗争的狂澜。在天津教案中，正是因为"拿送迷拐李所之武兰珍一名，天津县讯出有牵涉教堂之王三等情"１４，原先民间纷传的谣言在犯人所供涉及教堂之时似乎立刻得到了验证，教会立刻成了传言中一切迷拐案件的主使人，"于是民情汹汹，闾阎蠢动"１５，因此就有了教民与普通民众的口角相争，抛砖殴打，而当法国领事丰大业开枪向中国官员射击时，人们压抑已久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出来，并迅速激化为非理性的暴力行为。
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都对基督教积忿难平的情况下，流言的传播特别能得到人们的轻信。如果说积忿多是由于各阶层的利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外来基督教势力的冲击所引起的话，对于流言的轻信则更多地反映了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以及晚清年间社会民众心理的保守性。
引发天津教案的流言并非什么新创，实际上早在咸丰年间就有基督教"剖心剜目，以遗体为牛羊；饵药采精以儿童为蝼蚁；采妇人之经血，利己损人；饮蒙汗只迷汤，蛊心惑志"16的说法，到了同治元年更有"家有丧……私取其双睛……其取睛之故，以中国铅百斤，可煎银八斤"１７ 的谣言。这些早年遍行于南方的谣言，随着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也散播到了北方一带，对天津地区有所影响。据曾国藩处理津案的报告："惟此等谣传，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只扬州，天门及本省之大名，广平，皆有檄文揭贴。或称教堂拐骗丁口，或称教堂挖眼剖心" １８这些流言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渲染洋教如何残害中国人的性命，而即使是这类纯粹出于臆测的讹言，也渗透着天朝子民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它们力图表明华夏民族的鲜血是宝贵的，"惟其银必取中国人睛配药点之，而西洋人睛罔效"１９。这种天朝上国的心态使当时整个社会都认为本民族具备一切美德而异族人则都性如犬羊，是"山书所谓倮虫，汉译所谓鯷人也" ２０的蛮夷。这种偏见，强化了人们在反洋教斗争中滋生的民族自卫意识和非理性的排外心态，并以维护传统的礼仪风俗为表现形式。按照传统的民间习俗，婴儿夭折之蟛⒉桓韬裨幔参薰啄荆鲆砸徽挪菹也蝗胱娣兀玻薄６凑仗熘鹘痰墓勰睿词故怯ざ灰吹眉霸谒劳銮笆敌邢蠢瘢簿褪钦攘怂牧榛辍５锥谏婊肪扯窳拥挠ぬ美锎笈劳鍪撇豢擅狻＝烫弥械母咚劳雎剩由"外国之堂终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其底里"，"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为狗所发……（其尸）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浮言由是大起"２２。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造成了深深的误解。多年的传统使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满足于在农业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现停滞状态的稳定；多年来平顺发展，不曾出现过内部严重危机的华夏文化，造成了人们盲目的优越感，习惯于以高人一等君临天下的目光观察新的事物，而这些早已不符合近代历史变动和民族发展的需要。战争的失败，教会的入侵，通常只是唤起人们对历史上边远民族困扰中原王朝的联想，而把以先进生产方式为依托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曲解为经验里固有?quot;化外夷狄"。这种认识深深地扎根于十九世纪后半期从上层官僚士绅到下层普通民众的思想中，只有极少数如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具有近代化眼光的人除外。对于基督教，即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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