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东汉的五斗米教和明中晚期的白莲教作比，将之打入异端邪教一册２３；对于天津教案中受处分的天津府县，则比作为西汉晁错，南宋岳飞２４。这种崇古轻外的思维定式缺乏理性的、变迁的诱导因素，阻碍人们对于时局变动作更进一步的思考，甚至向来被目为中国社会精英的官僚阶层都对谣传深信不疑?quot;果其真能行善，人当欣喜听从，何以所在皆传有损折幼童，挖眼剖心等事？是其教中之良莠难齐该国亦难自保"２５，"风闻津郡百姓，焚烧教堂之日，由教堂内起有人眼，人心等物，呈交通商大臣崇厚收执。该大臣于奏报时，并未提及，且闻现已消灭。奴才愚以为与该国理论惟恐无凭，惨杀幼孩，其曲在彼，岂有消灭之理？应饬下曾国藩认真详查，勿徇情面.是否果有其事，据实奏闻，以释众疑"２６，"要在津民既以该童每收小儿入堂，渐疑有挖眼剖心作为药材等事，以致动众，焚毁法国馆堂。数日以来，更闻外省议论沸腾，乃以绝无影响之事，竟尔深信不疑。在愚民无知，尚可原谅，而缙绅士族亦皆众口一词，不但官府出示提及此事，甚至有学问之人妄称各省水旱之灾，皆由上天不忍目睹此荼毒生灵而归咎于外人"２７。而此案负责人曾国藩在经过调查后上奏："至挖眼剖心，则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亲加推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无一能指实?quot; ２８。他还总结教案屡发的原因在于"厥后各处案虽议结，总未将檄文揭贴之虚实剖辨明白。此次详查挖眼剖心一条，竟无确据，外间纷纷言有眼盈坛，亦无其事。盖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其事。"２９但这样的结论却受到舆论的激烈攻讦，在他逗留天津期间，责问之书日数至，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湖南会馆中曾国藩所题的匾额，也被击毁。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晚清社会排拒基督教的势力之大以及社会各层对于基督教的普遍的逆反情绪和厌恶心理。
如果说士绅们是作为传统文化的承载主体而与异质的基督教产生矛盾的话，普通民众则更多地是由于社会的动荡使他们丧失安全感，从而将愤怒发泄到引起这种动荡的外国入侵势力的身上而基督教恰巧就是民众所能接触到的外来势力最近最直接的代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两度攻占天津，大肆掠夺，尤其法国更是拆毁了建于康熙初年，具有皇宫和庙宇意义的崇禧观，建起了望海楼大教堂。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天津地区人民的民族感情。此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定更激起了天津民众的仇外情绪。还有一批社会地位底下，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他们大多是"发捻平定以来，各路裁撤弁勇，本非安分之辈，藉教生?quot;３０，由于流离颠沛，生活无着，他们对西方侵略者和封建统治当局怀有强烈的对立情绪。在民族危机的震荡下，他们和士绅集团这两个通常处于对立地位的社会阶层出于各自的动机和利益，在反对基督教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并利用普通民众平日积累下来的对教堂的不安，恐惧，通过散播谣言的方式诱发他们的愤怒，产生对教堂的攻击行为。因此，在天津教案发生之前，"天津一带自入夏以来亢旱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３１，而到了六月，终于爆发了天津教案。整个事件的发生，实际是由谣言引起的民教冲突，并进一步激化成民众情绪失控状态下的非理智的暴力行为。这些流言的产生和传播，有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也有一个民族面对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时本能的自卫。晚清社会处在一个要求开放，变革和交流的世界大环境中，基督教作为西方外部势力的直接代表进入了封闭保守的中国社会，它是一种新兴的力量的代表，而当时的中国社会却将这个陌生的客体对象纳入了陈旧的认识构架，以固有的标准，过时的经验来判断已经变动了的外部世界。从文化内容上，他们判定基督教为异端，又由于基督教倚仗强权传入时所显示出的力量，引起人们的危机感，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与力量的结?quot;３２。
天津教案最终以处死21人，流放29人；将天津府县革职流放黑龙江；赔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并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而结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又写下了屈辱的一笔。在它所发生的那个年代，也许没有更好的选择，但是在这场冲突中所折射出的晚清社会心态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却有深刻的意义，因为一个民族只有正确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调整心态，保持与飞跃发展的世界同步，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和不受侵犯。
注释：
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 P778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福建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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