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天津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其在中国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逐渐强大，而始于1848年的反洋教斗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多发阶段。在所有这些教案中，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又因其暴乱的激烈而具有典型意义。

有关天津教案的研究工作，在近代中国教案史的著作中多所涉及，八十年代以前也有过《天津教案》和《火烧望海楼--1870年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这两本专著。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多限于对整个历史事件发生过程的叙述或以"帝国主义模式论"简单地冠以一个"反帝爱国斗?quot;的标识。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有关津案的研究工作则多着眼于清政府对此案的处理及其所反映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其中，尤以研究此案主要负责人曾国藩的处理方式为重点。但实际上，天津教案的发生并没有事先的筹谋策划，也没有周密的组织安排。它的发生，更多的是天津的普通百姓面对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西方势力的侵入引起社会变化所产生的不满在长期积压后藉着民教纠纷的渲泄。就这一点而言，除了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的关系外，天津教案所折射出的还有更深一层的内涵，即在晚清社会动荡中官僚集团 ﹑士绅集团以及广大民众的心态。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是由于1870年天津一带"初因掩埋幼孩谣传有挖眼剖心之事，继又因拿获迷拐匪徒供出教堂之人，以致百姓怀疑积忿"１与教堂中人发生冲突。而法国领事在与中国官员的交涉中两次向中国官员开枪并击伤一名随从，致使围观的中国百姓"激于众忿，将该领事群殴致死，并焚毁教堂等处房屋"２，从而酿成巨案，引发了中外纠纷。不难看出，有关教堂及其所开办的育婴堂的谣言是这次事件的导火索。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则与晚清时期的整个社会大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晚清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剧。《天津条约》的签定使传教进一步公开化和合法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渐渐从中国的东南沿海渗入到北方腹心，甚至逼近了畿辅之地的京﹑津地区。而他们给这一地区的乡里民众所造成的印象，就是倚仗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的入侵者。他们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结构，在晚清社会系统的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抗衡旧有势力，挑战旧有秩序的力量，打破了旧制度下社会的宁静。

在这里，首当其冲的是教会势力向官僚集团权威的挑战。传教士们凭借不平等条约取得了治外法权，为了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势力，吸引更多的人入教，还把已经取得的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阶层。在天津教案发生前后，地方官给朝廷的奏折中，常有对于教士干涉诉讼的不满?quot;无识愚民，或因诉讼无理，或因钱债被逼，辄即逃入教中，教士听其一面之词，为之出头庇护……百姓之积恨所以日见日深，教士之声名所以日见日坏也"３，"乃比年以来，各省教民恃为护符，作奸犯科，无所不为。而传教士一味袒护徇庇，且有从旁扛帮插讼，与地方官为难"４，"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亦不问是非，曲庇教士"５。教士对诉讼的干预使官员的威望受到严重威胁。更有甚者，教士在同地方官交往时，坚持采用对等的身分而不是中国官员们所熟悉?quot;民见官"的形式。面对这样的挑战，官僚们因畏惧大权旁落而产生危机感。基于这样的危机感，他们所作出的抗争在天津教案中即体现在对天津府﹑县和提督陈国瑞的处理上。虽然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但在法国公使要求以天津府县及提督三名官员抵命这一要求上，总理衙门与直隶总督的往来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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