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长安。

　　　　　　　　　　　　《对月忆南行者》

这首诗系何时所作、为谁而发？白坚先生推测：诗中以“江上雁”，“喻南行者，如为丁亥作，当即谢尧文。”9可是，由于缺乏证据，他同时又说：“究系何时，尚待确证。”为此，他将此诗作年定在“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夏秋或永历元年丁亥（1647年）春日作”。10

白坚先生这种态度，正表现出他治学的严谨。可是，以夏完淳当年处境，想在其它史料中发现有关这首诗作年的“确证”，恐怕有点茫然。其实，白坚先生要找的“确证”不在别处，就在诗歌中间！

完淳之博古通今，这是人所共知，无论是《续幸存录》、《大哀赋》，还是《吴江野哭》、《细林野哭》，都以用典之融汇贯通、熨贴恰当和出人意表见长。有些地方用典，乍看似信手拈来，可细细斟酌，便能体会出诗人的那份匠心独到。

拿这首五言律诗而言，全诗通俗浅近，除了常见的“属国”、“嫖姚”系用典之外，其它的都属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至于说“属国”、“嫖姚”，也是用烂了的典故，它们一般指代苏武和霍去病，也是人所共知。可是，就在这人所常用的典故之中，诗人却别出心裁，赋予了全新内容，而且比喻贴切，令人拍案叫绝！原来，在苏武归汉，官拜典属国之前，“属国”一词，倒与霍去病有关。霍去病抗击匈奴有功，曾官拜“嫖姚校尉”。这位战功赫赫的霍“嫖姚”，又曾在所向披靡的战斗之后，“乃分处降者于边五郡故塞外······因其故俗，为属国”11。不杀投降之敌，而让他们成为“属国”，这实在不失其为英明举措。所以，完淳的“属国”、“嫖姚”，为什么不可能是援引霍去病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诗人翘首期盼海上音讯而书写此诗的日子里，在他身边（严格地说，与他息息相关）也正酝酿着一出“属国思归汉，嫖姚拟筑坛”式的大事，那就是吴胜兆的“松江兵变”！据记载：“顺治四年丁亥四月，松江提督吴胜兆据城以叛······陈子龙······与其谋”。12关于陈子龙参与吴胜兆兵变始末，宋徵舆的《东村记事》记录较详尽：“胜兆反，先以约斌卿为事······之隽曰：‘······子龙与斌卿素善······得子龙，斌卿且至矣。’胜兆曰善。之隽遂谒子龙，具以事告，子龙······即具为之隽作书遣斌卿”。13

上面所讲的斌卿，即黄斌卿，他曾受到陈子龙的提携，弘光倾覆之后，他退守舟山，从事抗清。而之隽，即戴之隽，他是陈子龙的学生，曾投奔吴易义军抗清，义军失败，他接受改编蛰伏在清军营垒。稍后，他与几位志同道合之士，利用吴胜兆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策划起了“松江兵变”。由于戴之隽深知陈子龙的威望，以及他与海上义旅的关系，所以特地向吴胜兆推荐，请陈子龙与舟山黄斌卿联系。陈子龙也因此“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投入到这场兵变的策划、指挥之中。14

对于上述事件，我们是否可以作这样联想：如果将清政府的江南提督吴胜兆准备倒戈反清，比作是“属国思归汉”，那么，正在为之策划、奔走的陈子龙，岂不就是暂且让吴胜兆军队仍以清军衣着而“因其故俗，为属国”的霍嫖姚？而他准备“筑坛”誓众，岂不正是指即将发动的那场兵变？看来，夏完淳正凭藉他对历史的稔熟，把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与他身边发生的事巧妙地揉合了起来，从而赋予滥熟的典故以新的境界与内容。

 既然此诗“属国”、“嫖姚”所喻有了着落，那么这首诗作年也就可以确定了，那应当是在丁亥年的春天。因为谢尧文被捕，事在三月十九日，此时完淳刚赶回松江（可以从他派姐姐夏淑吉专程赶到嘉定，捎去“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口信为证。）由此而论，《对月》一诗显然当作于丁亥年三月十九日之前。再结合“对月”“清光”分析，月光皎洁，当是在十五、十六日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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