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新从定远侯，登坛誓饮月氏头。

　    莲花剑淬胡霜重，柳叶衣轻汉月秋。

  　  励志鸡鸣思击楫，惊心鱼服愧同舟。

　　　一身湖海茫茫恨，缟素秦庭矢报仇。

　　　　　        　　　　　《鱼服》

 完淳的这首《鱼服》诗并不容易读。连汪辟疆这样的学者，也一会儿说它作于“军中”，一会儿又说它“或是兵败亡命时作”。15若说是“兵败亡命”，可诗歌开头一句便是“投笔新从”，根本不像是兵败之后的心情。难怪白坚笺释，最终断定它是“隆武二年丙戌（1646年）春间在吴易军中作”。16完淳投笔从戎，第一次是在乙酉年间，那时他随父亲来到吴志葵军中，参加了攻打苏州的战役，第二次是到吴易军中。就此而论，倒与“新从”二字正相吻合。

可是，完淳来到吴易军中，乃是遵照其父遗命，毁家纾难而来。更兼诗人与吴易间师生之谊，非同寻常，即使到吴易遇难后，他尚以“感激当年授命时，哭公清夜无人知”17长歌当哭抒其悲伤。所以，他进入这样的军中，不可能产生“缟素秦庭”“愧同舟”的感受。

 “缟素秦庭”典出申包胥入秦庭为楚国求援的故事。而就申包胥与秦国之间的关系而言，和夏完淳之与吴易义军，显然是两码事，没有丝毫相通。至于“同舟”，典出《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18从这则典故看，此时“同舟而济”相救“如左右手”的双方，曾经一度是水火不容的吴、越“相恶”之人。以完淳与吴易义军之间关系而论，这又何从谈起？

由此而论，《鱼服》诗反映的“军中”，不应该是指吴易军中。那么，在排除了丙戌之年与吴易军中之后，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且又为何而发？对这问题，我们不妨还是回到诗歌本身，借助对典故的剖析，寻找回答问题的密码。从标题上看，“鱼服”系截取此诗颈联。从诗文中截取二字，权作标题，这样的诗歌，历来被视作是“无题诗”的一种。而所谓“无题诗”，并非无题，相反诗人往往欲借此披露这首诗具有深厚的寄托。这种约定俗成的“惯列”，从晚唐李商隐起，便源远流长。完淳博古通今，当然不会不明白这一点。再从所截取的“鱼服”二字看，它本身又有独特的内涵。“鱼服”出自《诗经·采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19这首古老的曲子，据说是“文王遣戍卒时所歌”据朱子说法“此遣戍役之诗。······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20也就是说，它堪称是军队“不得已”而出发前的战歌。

问题的新线索来了：如果说《鱼服》是一首军队出征前写下的战歌，这恰恰与诗文本身“登坛誓饮”、“惊心同舟”、“缟素报仇”相吻合。还存在问题的是，如果悲歌《鱼服》，行将出征的不是吴易义军，它又可能是哪支军队呢？联系诗人生平，我们发现，那支军队十分可能倒是清朝松江提督吴胜兆手下的那支曾与完淳所处身的江南抗清义军“相恶”，且一度水火不容的驻扎在松江的清政府军。而此时，双方却又为共同的反对清政府的目标而“同舟共济”，站到了一起。至于这种“同舟”，又确实有着“直以俨狁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的因素，而形势又迫使他们从此“相救，如左右手”，这也同样是事实。另外，因为吴胜兆军队在歼灭吴易义军时，欠下过累累血债。所以诗人与这支军队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即使为同一目标“同舟”共济，走到一起，对夏完淳来说“惊心”之“愧”难以消除，“秦庭”乞师之感也油然而生。正是这一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才使诗人采用“无题诗”的形式，写下这首寄托幽深的感兴之作，披露诗人那种痛苦、不安而又激动不已的矛盾心态。

 显然，从诗歌标题结合典故加以分析，《鱼服》一诗当作于丁亥年春天，作于松江兵变前夕，自可无疑。

         　三 “几番空对紫薇花”



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细细香风欲送。江上梦回青琐闼，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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