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明池》

　从词中流露的感情色彩看，说它是“乙酉国难后作”21当然是不会错的。可是，从乙酉到丁亥，三年之中，此词究成于哪个年头？尤其从作品内部流露的感情上的矛盾分析，诗人一会儿还沉缅在“虚害黄粱梦”的颓唐之中，到结尾却又突然冒出“待饮马榆关，拂衣黄阁”这样充满信心和希望的诗句，一切令人难以捉摸。

　从时节上分析，那江梅似雨，飞絮如烟的景色，当属晚春时分。诗人在一首描绘“二月”“三春”的诗歌里，分明留下“残梅犹傍战场飞”这样的诗句。回头查查，乙酉之难，发生在夏五月间，此后作诗，当然不会有江梅似雨的景象。所以，《金明池》只能是丙戌、丁亥两年里的作品。可是即使在这两个年头中，此词究竟又系作于哪一年？这一点，我们只能从对“几番空对紫薇花”的剖析中获取信息。

谓“紫薇”者，文人历来用以指代政府机构“中书省”。原来，在唐玄宗开元元年，中书省一度改称“紫微省”22，而“紫微”，有时又写作“紫薇”，于是文人墨客便有以“紫薇花”指代“中书省”的习惯。白居易笔下也曾有“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23这样的诗句。

 对于完淳来说，他确实曾有“紫薇花对紫薇郎”的经历。原来，在丙戌年三月，诗人曾“短衣则东州亡命，长戟则西掖备员”，24奉命到“东州”绍兴与鲁王联络，并因此得到“中书舍人”任命〈详见拙作《夏完淳浙东之行发微，兼中书舍人遥授辨》）。“紫微郎，亦作‘紫薇郎’，唐代中书舍人别称。”25从时间上看，完淳官拜“紫薇”，事情是在丙戌春三月，这时节正与“似雨江梅，如烟飞絮”的景色相吻。

那么，由此而论，《金明池》当作于丙戌之年？可是，丙戌年春天，对于完淳来说，却是如鱼得水之时。当时，他处身的吴易义军，正处于蒸蒸日上之际，他们“既连攻嘉善、吴江、入其郭，声势渐振。是春，又与苏郡兵战于汾湖，斩获过当”26在这情况之下，吴易请陈子龙、夏完淳“驰蜡帛间行入越，以捷闻监国，封吴公为长兴伯。群将皆受将军印。”27至于夏完淳，也因此而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回到吴易军中。由此而论，丙戌之春以及稍后一段日子里，诗人正处于“湖海多豪气”28的激动、兴奋之中，哪来“空对”、“而今悔”之类的悲观？因此，说它作于丙戌之年，恐怕也不妥当。

在排除了上述两个年头之后，剩下仅有丁亥年了。从丁亥之春形势分析，曾经给诗人以一线希望的“江东岭表，日月双悬”29局面已不复存在，闽中、浙东抗清小朝廷相继被击溃；活跃在江南的吴易义军也遭到致命打击，吴易更落入敌手，惨遭杀害。夏完淳虽侥幸脱身，可也只能躲藏在嘉定，徘徊于“西楼”“东郭”，并让“玉樽休空”。从总体上看，《金明池》所记叙、反映的心绪，倒正与丁亥之春的完淳的心情相符。

从另一个角度看，丁亥年初又未必不是个突然闪现希望的时节。突如其来的吴胜兆欲倒戈兵变的消息，无疑又给这最为暗淡的岁月透进一线希望。尤其是当陈子龙也参与兵变的策划，而从海上鲁王方面又传来了将由张名振率水师经黄浦江抵松江增援的消息（至于这支由张名振率领的舰队，在崇明遇飓风，几乎全军覆没，30致使松江方面久等援军不至，终于发生“以兵劫胜兆，矫其令箭，召胜兆所亲信者，尽杀之”，31致使兵变流产，自是后话。）可以想象，当初夏完淳在闻知兵变消息之后的心情。在“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的欣喜中，萌生一种“芝草连天”、“拂衣黄阁”的联想，不正是处于苦无出路的痛苦中的他，在突然传来出乎意料之外的喜讯时产生的那份惊喜？

显然，无论从《金明池》展现的风物景象，还是从诗人“中书舍人”职衔的由来，或者从这首词本身流露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矛盾而言，再结合诗人当时处境、经历，我们可以肯定，这首词当产生在丁亥年晚春，产生在“松江兵变”的紧锣密鼓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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