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汉语又有上海海关工作经验的外国人，并由这些符合中国条约章程的外国人在所有通商口岸建立上海程式的海关。很显然，李泰国是这个任务的最佳人选，李泰国原是驻沪副领事，通晓中国语言，当过翻译官，1855年6月接替威妥玛任税务管理委员会英方的税务监督。不久之后，美国的《领事法》使美方不再提名税务监督，而法国在中国贸易减少，对这一职务不关心。李泰国借此机会把持江海关，建立新海关的模式。他处理海关事务充满魄力，坚定公平地实施海关规定和条约协定与处罚，不久便赢得了年轻独裁的称号22。他的工作为以后各口海关作了典范。除了上述优点以外，他已在天津谈判与上海举行的会议中展现了自己的才能。他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在上海海关的三年工作经验掌握了第一手的资料，以此在谈判中起着桥梁作用。因此何桂清迫不及待地于1859年1月内定他为"总管各口海关总税务司"，并于5月31日札谕他担任"总税务司"。但何桂清起初只是设想各新延税务司统归总税务司领束而已；至于税务司由谁任命，并未决定。李泰国利用自己同吴煦的交情，公然要求吴煦转请何桂清"请发札谕一道，令伊（李泰国）预为选择外国人，去留亦听伊主持"23。这就等于废弃了1854年三国领事和苏松太道协议的规定，排斥了美、法两个税务监督，总税务司俨然成为全国海关洋员的首脑。
税务监督的遴选任用通过条约之后从表面上看"毋庸英美官指荐干预"，但其精髓即邀请洋员帮办税务并未改变甚至推广到各口。那么，只要任用洋员管理税务的原则不变，外国驻华官员仍可以随时凭其影响，诱逼清政府接受他们的安排。李泰国和赫德担任总税务司，都是在卜鲁斯的影响下促成的；而各口税务司的任免又操纵于总税务司之手。可见清政府与海关监督已无可奈何，海关直接掌控与洋人之手。
五、李泰国、赫德与外籍税务司制度的确立
这个募用洋员海关制度的设计人是阿礼国，而真正实施、执行这个方案是李泰国。这个方案创办显现于上海新海关。当他被委任为"总税务司"之后，又积极进行组织海关工作，制定各口海关的编制预算，详拟"海关税务各条款"。虽然他所拟章程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的原则，但他坚持商人应照此章程进行通商贸易，否则予以惩罚。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偷漏关税的歪风。李泰国被任命为上海税务司之后，便开始他创办新的口岸制度，由外国同事们去执行。另外，由于赔款是中央政府的直接责任，由于中央政府现在已被迫与外国代表直接接触，这种接触的主要目的是处理由外贸而引起的问题，还由于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海关事务紧密相关，双方终于同意，由李泰国向薛焕建议的外交机构也应该控制集权化的海关管理，通过新建立的外交机构选派的外籍总税务司，这种控制会最有效。1861年1月20日清政府设立了总理衙门，以奕訢为领衔大臣，满大学士桂良和户部左侍郎文祥为帮办，并以北方三口和南方五口通商大臣分管各通商口岸对外关系事宜。
总理衙门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挑选合适的外国人担任新型海关总署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已经由皇帝钦差大臣何桂清颁布任命此职，但是，由于该职位在这方面的权力现在是由具有更高权力的衙门所代替，该职位还有待于衙门认可其任命或另选他人。衙门似乎没有考虑其他候选人。1859年10月卜鲁斯到达了联军占领下的广州，在赫德的协助下李泰国创办了粤海新关，费子洛被任命为税务司。
1860年1月，李泰国又来到了汕头。由于这个新开的口岸位于广东省，因此在两广总督劳崇光给道台的命令支持下，李泰国开设了海关并且任命华为士为税务司。在李泰国开办新关的过程中，赫德开始崭露其头角，并且得到阿礼国的表扬，同时也与广州官员建立了良好的联系。1860年6月，英法联军进攻北京，７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发布了一个公告，宣布"根据现有的一个特别条例，在中国境内的任何英国臣民帮助现存的中国政府"或帮助任何反对这个政府而起来造反的人,"都是违法的"24。李泰国也声明暂时停止和中国海关的联系，新关的建立暂时中断。
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执行以后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向英国和法国各支付800万两白银赔款应采用的方法。条约规定，赔款每季度交付一次，占与外国通商口岸海关征税总额的五分之一25。这样首次建立了将海关作为还债机构的先例。威妥玛在与恭亲王及其助手文祥和恒祺讨论为支付赔款而做的安排问题时发现这三个人都赞赏李泰国的长处，一致把他当作中央化的海关机构的首长的最适合人选。因为赔款必须从海关收款中支付，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到期必须支付的规定款项的支付安排交给李泰国。召见李泰国，只要一个星期，他们所知道的会比他们十年中从他们的中国人下属那里得知的要多得多26。两广总督劳崇光，两江总督何桂清以及上海道台薛焕都大力推荐李泰国，根据他们的证明，文祥在不久以后的一次会面中通知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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