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1966年5月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颁布作为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标志，就在于社会矛盾和政治斗争焦点的变化。即再也不把革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死老虎"）的命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斗争任务，而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 "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又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毛泽东这一新的思想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也由此开始发生了跟本的变化。这是其一。　　

　　二、形成了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派别（社会集团）　　

　　新的两大对立冲突的社会派别的形成是有一个过程的。文革初期，即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到同年8月上旬"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以前，运动基本还是按老的政治运动的模式进行，没有脱离"领导整人，群众挨整"的基本框架。政治形势的根本逆转是从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我的一张大字报》（8月5日，未公开）和随后公开向全国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会议时间8月1日--8月12日）后逐渐开始的。特别是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开点名批判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革命群众（除资本家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外，都叫革命群众。）开始大分化，并重新进行新的组合。用我们熟悉的语言表述：旧有的阶级队伍发生分化，原来固定（划定）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结构和等级秩序被破坏；同时价值观念（政治观点）相同的人群之间相互进行新的组合。即形成了"造反派"和"保皇派"两大对立的社会派别。两派以对待党政领导干部（多是指单位负责人）的看法和态度的截然不同而划界。"保皇"一派成员多是红五类或者红五类子女，一般都是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初期）的红人（统称17年的红人）；"造反派"成员比较复杂，有红五类及红五类子女也有非红五类子女（包括黑五类子女），也有少数是17年的红人、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平常被领导压制、歧视、排斥甚至打击的普通群众，特别是在文革初期"受压挨整"的部分青年学生和教师，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员和青年工人等。　　

　　造反派的总指挥部是"中共中央文革小组"；保皇派依托的靠山是各级地方政权机构和单位负责人（单位的领导机构也是政权的一部分--政企未分）。后来文革结束，有人把文革中"阶级关系及其斗争"通俗叫作"文化大革命是整过去整过人的人"。"17年的红人靠边站，17年受压的要掌权"等。当然概括的并不十分准确，造反派中的头头一般都由红五类及子女担任，在文革以前的政治运动中多数没有受压的经历。家庭成分高的人都回避当头头。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群众中力量对比往往是一边倒--造反。　　

　　这是新中国建立后的17年中，从未出现的一种全新的"阶级组合"。这是其二。　　

　　三、采取从未有过的斗争形式和手段　　

　　（1）、广泛的群众性。在大中城市，卷入运动的包括所有的大学和中学的学生、教师和企事业单位职工，党政机关的干部（非领导职务）及部分市民。　　

　　（2）、采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后来由文斗发展到武斗，真枪实弹。还长期停课，停工。　　

　　（3）斗争的战场主要摆在大中城市，后来才延伸到农村。与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点在农村完全不同。　　

　　（4）还有，就是该运动在全国不同的地区，在同一地区不同的单位，特别是在城市和农村，表现出非常大的发展不平衡性和性质上的差异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之前的运动都是在中共一元化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条不紊的进行的；斗争和被斗争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即斗争一方是掌握了强大的专政工具的国家，被斗争一方是手无寸铁的"自然人"。　　

　　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独特的特征，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冠以"史无前例"的定语。　　

　　如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则1969年4月"九大"的召开就成为文化大革命运动收场的信号。因为运动搞到此时，预定的任务基本完成，该斗的都斗了，该批的都批了，各级地方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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