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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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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5:3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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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得到了周恩来拥蒋抗日、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共产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分析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
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四十年代这段时间。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照理说，国民党的背后是美国，共产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共产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和经援；国民党最著名的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控苏案」，蒋介石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国民党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中共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四十年代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就共产党而言，从1940年秋天起，毛泽东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蒋介石把自己等同国家，毛泽东则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中共被打坍，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共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毛泽东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在展现出毛不受苏联控制的决心。史达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1942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中共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俄国人怀疑中共的共产党性质的几乎同时，与共产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俄国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在和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中共的报导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四十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国民党极大的援助，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政府也并不因为国民党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共产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国民党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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